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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苏联没有达成协议的表示，美国的核试验在1962年4月25日开始了。总统“尽力”使这些试验受到很少的宣扬。他不希望刊登蘑菇云的图片、刊登每次爆炸的现场实况报道，并尽可能不要引起世界各地的群众设置纠察线和组织禁弹游行。中国共产党说，试验表明肯尼迪“比他的前任更可恶、更狡猾和更具有冒险性”；俄国通讯社塔斯社称他向苏联提出的最后一次机会是“非常类似讹诈”的一种手法。“争取自由美国青年”组织抨击他等了这么久才恢复核试验：“学生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指责他终于决定恢复核试验。但是由于肯尼迪采取了慎重的做法，国内和世界舆论界的领袖在我们是否必需试验的问题上普遍都比几个月前一致得多，而对美国的批评也比对苏联人的批评温和得多。
然而约翰·肯尼迪自己对这一系列试验的价值仍然感到怀疑（虽然不是对他的决定的必要性感到怀疑）。他密切注意着这些试验，不无怀疑地看待试验的结果，并抵制了扩大试验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他暗自揣测人们对苏联核试验进展的担心可能与前几年对苏联“轰炸机差距”和“导弹差距”的担心相类似。同时，他继续询问，超出威慑力量范围的核力量究竟需要达到多大限度。他迅速地愈来愈掌握了这些复杂的问题，使他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尽量利用禁试的机会。
常规和非常规力量
不论核优势有多大，不论民防掩蔽所有多少，都不会增加约翰·肯尼迪对核战争的胃口或增强他使用核武器的愿望。这是一项他冷静地准备承当的职责，如果他必须承当的话。但是正如他有次私下说过的，他深信，如果实际动用核导弹的话，那并不意味着孤注一掷而是“最终的失败”——威慑力量的失败、外交的失败、理智的失败。
而且，优势的核威慑力量在六十年代所具有的军事价值是有限的。它能够遏制一场核进攻，还可能遏制对欧洲这样一个战略性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常规进攻。但是它还能遏制其他什么方式的进攻，这是不清楚的。同时，至少有十年，对自由世界的安全的最为现实和最为经常的共产主义威胁，不是对中心地区发动核进攻而是在外围地区进行常规的蚕食活动——对西柏林的恐吓，对福摩萨海峡的常规进攻，对南朝鲜的侵犯，老挝的暴动，刚果的叛乱，在拉美的渗透和越南的游击战等等。
赫鲁晓夫1961年1月6日的演说并没有威胁说要摧毁或侵略新的地区和居民，而是要通过不断采用“色拉米”战术，通过每次吞并一片地区，逐步扩张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以及通过在我们无法使用核威慑力量的地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安全并未受到直接的威胁，一方面则是由于巨型武器不适宜在那里使用——进行有限战争、颠覆活动或政治侵略，从而把苏联的制度强加于这些地区和居民。如果我们缺乏有效地抵制这些策略的常规能力，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选择，要末发动一场实际是自杀的核战争，要末撤退。
不幸，在五十年代，当共产党人日益摆出一种军事姿态，使大规模报复的威胁越未越不可靠的时候，美国却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种以这种威胁为基础的战略。肯尼迪在1961年接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956年的一项指示，对于任何比一般丛林战规模大点的共产党行动和对于苏联在西欧进行的任何一次严重的军事行动，主要依靠核报复。“如果你能打赢一场大仗，”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你肯定也会打赢一场小仗。”因为北约的战略也建立在类似的基础上，于是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使其兵力达到满员，而我们自己的陆军人数又急剧地减少了。
这种理论同现实不大相称。当总统为某一场有限战争进行商谈时，他常会问道：“要解决这个问题，我那大型炸弹能起什么作用呢？”大家都说不出一个恰当的答复。甚至那些估计是为“有限”战争设计的战术核武器，也并不是一种答复。肯尼迪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这些武器的发展和部署，光在西欧就增加了60％。不言而喻，总统宁愿由我们而不是由苏联人保持这类武器的优势。不过他对核交锋只限于战术范围内的可能性是怀疑的。同时，他很关心成千上万件理论上在他控制之下而实际上却掌握在较低级的指挥官手中的这种武器。因为有几种这类“小型”武器的打击力量比摧毁广岛的那枚炸弹还大五倍。光是那些在欧洲随时可以使用的武器所具有的联合爆炸力，就比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用的武器的力量大上一万倍。如果这些武器属于战术范围，那末什么武器才是属于战略范围的呢？而在人口稠密的欧洲使用这些武器，将会对我们想要拯救的人民产生什么后果呢？总统确信，一旦开始使用这些武器交战，就不存在一条明确规定的、会把那些大炸弹排除在外的分界线。
这项对我们尴尬处境的分析，产生了关于常规力量的新的肯尼迪一麦克纳马拉原则——这是在战略方面比核威慑力量的扩大和确定使用界限更为根本的改变。这项原则的实质是选择：如果总统对各兵种有一个均衡的安排，可以从中对每一情况选择最为适宜的反应——如果美国能把有限的挑战限于局部的。非核的范围，同时又不让共产党获胜——那末就有必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非核力量，使它足以迫使任何侵略者面临肯尼迪想要避免的那种糟糕的选择，即要末丢脸，要求逐步升级。简而言之，遏制共产党有限的常规行动的最好办法就是，能够以自己的力量作出同样有效的反应。
显然，这项原则并未使核力量降级。可是肯尼迪从1961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事件中所得的经验使他满意地表明，最好的威慑力量是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一种结合。他有时评论说，“有一列驱逐舰停泊在警戒区或有一师装备精良的士兵驻守在边界地区，这对于我们的安全也许比超越一切合理需求的、成倍增加的各种威慑武器更为有用。”
政府执政以后，立即开始采用这种新办法。肯尼迪在担任参议员时和竞选总统期间发表的演说中，曾主张采取一种“军事政策，使各种形式的共产党侵略成为无理性的和没有吸引力的”。这种办法和他的这一主张完全一致。他赞赏的马克斯韦尔·泰勒，詹姆斯·加文和英国分析家B·H·利德尔－哈特的著作中都阐明了这种办法。腊斯克国务卿也极力主张这种办法，认为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手段。麦克纳马拉部长也推荐这种办法，认为是他累积起的选择办法的一部分。肯尼迪在授权迅速加强空运能力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就反映了这种办法。在1961年3月发表的增加弹药、人员和其他物资的国防咨文中，总统强调了这种办法。在1961年5月发表的国情特别咨文中，他大大发展了这种办法。在这篇咨文中，他提出的所有防务建议都限于常规领域。在他通过军援计划作出的增强当地武装力量的努力中，他也强调了这种办法。最后，他对1961年柏林危机作出的军事反应的核心内容也是这种办法。
前一章所叙述的那场危机比以往任何事件都清楚地说明了，过去的“新面貌”政策可能会变得多么无用和危险。那场危机还使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重新审查了那种关于西方不能在欧洲打一场地面战争的美国的传统原则。艾森豪威尔曾经公开这样说过。但是肯尼迪拒绝承认苏联联盟中的华沙条约国家在常规力量方面自然而然地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家更为强大的观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人口比对方多一亿，经济实力比对方大两倍，兵员比对方多五十万，还有能力到时候在中欧安排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和在空中部署更多的战术轰炸机。总统并不指望单用常规力量去击败共产党在西欧的全面进攻，但是他怀疑共产党人是否会试图发起一场全面进攻，因为这样做肯定会受到核反击。
为了对柏林危机提供需要的人力，征兵额提高到原来的两倍和三倍，应征人员扩大了。国会迅速一致地批准了从待命的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中动员二十五万人之多，其中包括建立两个满员的师和五十四个空军和海军航空中队。大部分将编入陆军的约十五万八千名预备队员和国民警卫队员，实际上已被征召入伍。在冬天之前，我们武装部队的实力总共增加了三十万人。有四万左右的军队被派往欧洲，其他的则准备接受迅速部署。预备队的六个“优先师”已为迅速动员作好准备，而参加训练的三个陆军正规师则进入了全面战备状态。
随着人力的增加，柏林的军事建制为新的部队提供了足够的装备和弹药，为军队运输提供了足够的海运和空运力量，并为掩护地面战斗提供了足够的空中力量。三百架左右的战术战斗机、十多万吨装备和几千辆坦克、吉普车、装甲运兵车和其他运载工具全部署在欧洲大陆上，还有更多的则安置在“浮动的补给”船上。
常规力量的这一迅速扩充在1961年年底毫不奇怪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效率差和抱怨声。在和平时期动员预备队员过去一贯被人视为是政治上的自杀。在新开放的陆军基地的电影院中，人们对有肯尼迪出场的新闻片报以嘘声。为了充实力量不足的部队而应征入伍的人，有些起先不仅缺乏武器装备，还缺乏军装和寝具。认为自己的服役合同永远不会受到处理的预备队员向记者和国会议员抱怨说，由于柏林没有爆发战争，因此干扰他们的生活是不必要的。1962年年初，两个陆军一等兵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其中一个组织过抗议集会，并且对指挥官的禁令置之不理，另一个代表七十四名伙伴写信给他家乡的参议员，对使他们失业的肯尼迪的“政治策略”加以抨击。但总统本着“复活节周的精神”，下令释放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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