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后临哀，非下殇之制。若丧用成｜人，亲以殇服，末学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详衷如所称。”左丞臣羊希参议：“寻澄议，既无画然前例，不合准据。案《礼》，子不殇父，臣不殇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则服其亲服’，推此文旨，旁亲自宜服殇，所不殇者唯施臣子而已。”诏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刺称“国太妃以去三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详周忌当在六月？为取七月？勒礼官议正”。博士丘迈之议：“案吴商议，闰月亡者，应以本正之月为忌。谓正闰论虽各有所执，商议为允。宜以今六月为忌。”左仆射建平王宏谓：“迈之议不可准据。案晋世及皇代以来，闰月亡者，以闰之后月祥。宜以来七月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十八日薨。今为何月末祥除？”下礼官议正。博士傅休议：“寻《三礼》，丧遇闰，月数者数闰，岁数者没闰，闰在期内故也。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薨，月次节物，则定是四月之分，应以今年四月末为祥。晋元、明二帝，并以闰二月崩，以闰后月祥，先代成准，则是今比。”
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正月存亲，故有忌日之感。四时既已变，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杀。是则祥忌皆以同月为议，而闰亡者，明年必无其月，不可以无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闰所附之月。闰月附正，《公羊》明议，故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时亦不异。若用闰之后月，则春夏永革，节候亦舛。设有人以闰腊月亡者，若用闰后月为祥忌，则祥忌应在后年正月。祥涉三载，既失周期之义，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亲尚存，则应用后年正朝为忌，此必不然。则闰亡可知也。”通关并同蔚之议，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阳县开国侯刘叔子夭丧，年始四岁，傍亲服制有疑。”太学博士虞龢、领军长史周景远、司马硃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议，并云“宜同成｜人之服。东平冲王服殇，实由追赠，异于已受茅土”。博士司马兴之议：“应同东平殇服。”左丞荀万秋等参议：“南面君国，继体承家，虽则佩觿，未阙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殇，故云‘臣不殇君，子不殇父’。推此，则知傍亲故依殇制。东平冲王已经前议。若升仕朝列，则为大成，故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戚不降。愚谓下殇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无服之殇，以登官为断。今永阳国臣，自应全服。至于傍亲，宜从殇礼。”诏：“景远议为允”。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训养母郑修容丧。未详服制，下礼官正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案庶母慈己者，小功五月。郑玄云：‘其使养之不命为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愚谓第七皇弟宜从小功之制。”参议并同。
汉、魏废帝丧亲三年之制，而魏世或为旧君服三年者。至晋太始四年，尚书何桢奏：“故辟举纲纪吏，不计违适，皆反服旧君齐衰三月。”于是诏书下其奏，所适无贵贱，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伎乐百戏，是魏不以丧废乐也。晋武帝以来，国有大丧未除，正会亦废乐。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正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会，辄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晋世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宋大丧则废乐。
汉献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终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规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终制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终制：“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造圆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见也。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已表其处矣。”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也。晋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文、景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太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
泰始二年，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会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外欲移陵十里内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诏外官五日一入临，内官旦一入而已。过葬虞祭礼毕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案蔡谟说，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系于木表，以苇席置于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当之。《礼》称为主道，此其义也。范坚又曰：“凶门非古，古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薄帐，既古吊幕之类也。”是时又诏曰：“重壤之下，岂宜崇饰无用。陵中唯洁扫而已。”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终事唯从俭速。”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宋元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诏亦停选挽郎。汉仪五供毕则上陵，岁岁以为常，魏则无定礼。齐王在位九载，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魏世。
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陵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至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命曰：“今虽权制释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夹，烦渎无准，非礼意也。至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曰：“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唯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
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
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临轩，遣使奉玺绶禅位于齐王，悬而不乐。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陈贵妃礼秩既同储宫，未详宫臣及朝臣并有敬不？妃主在内相见，又应何仪？”博士王庆绪议：“百僚内外礼敬贵妃，应与皇太子同。其东朝臣隶，理归臣节。”太常丞虞愿等同庆绪。尚书令建安王休仁议称：“礼云，妾既不得体君，班秩视子为序。母以子贵，经著明文。内外致敬贵妃，诚如庆绪议。天子姬嫔，不容通音介于外，虽义可致虔，不应有笺表。”参详休仁议为允。诏可。
泰豫元年，后废帝即位，崇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亚尊极，未详国亲举哀格当一同皇太后？为有降异？又于本亲期以下，当犹服与不？”前曹郎王燮之议：“案《丧服传》，‘妾服君之党，得与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与太后无异。但太后既以尊降无服，太妃仪不应殊，故悉不服也。计本情举哀，其礼不异。又《礼》，‘诸侯绝期’。皇太妃虽云不居尊极，不容轻于诸侯。谓本亲期以下，一无所服。有惨自宜举哀。亲疏二仪，准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马燮之议：“《礼》，‘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党’。皆谓大夫士耳。妾名虽总，而班有贵贱。三夫人九嫔，位视公卿。大夫犹有贵妾，而况天子！诸侯之妾为他妾之子无服，既不服他妾之子，岂容服君及女君余亲。况皇太后妃贵亚相极，礼绝群后，崇辉盛典，有逾东储，尚不服期，太妃岂应有异。若本亲有惨，举哀之仪，宜仰则太后。”参议以燮之议为允。太妃于国亲无服，故宜缘情为诸王公主于至尊是期服者反，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嫔各举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云杜国解称国子檀和之所生亲王，求除太夫人。检无国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无科。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