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小喇叭一样。”哎，我也不想这样广而告之啊，可是那些一直关心我的朋友我得让他们知道我这么多年来烦恼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啊，何况朋友不就是在我无助的时候可以倾诉的对象吗？我儿子的干妈—我上海的同学一向是非常老成持重的人，她这些年一直忙于照料父母的病情，也是经受过很多风雨了。我告诉她病情似乎把心里的恐惧也释放出来了，同时也想听听她的意见和安慰。她在惊讶之后立即镇定地说“没关系的，只要手术能解决的病就不算大病，对不对？那让我们想想办法好了。”她的笃定也通过电话线传递给我。
我当然还要感谢北京帮我联系过检查的北京协和医科大的博士，如果不是她的导师第一次提出让我做核磁检查，如果不是这次她安顿我去做检查，我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呢。同时，我也感谢了我的同事，是他几年来一直热心督促我不要大意，最好去北京检查，推荐了她老婆的博士朋友我才终于确诊。我兰州好朋友的妈妈是结核医院的前院长，这些年一直在和疾病做斗争，我也免不了要告诉好朋友，互相打气。她听了之后除了连声叹息的同情和安慰，不明白好人为什么都命运多舛呢？她也告诉我她在天津的舅舅是脑外科专家，曾经的天津一把刀，不过现在年龄大已经不上手术台了，但是可以咨询一下他，听听他的建议。那当然好了，我当即就让老公把光片和诊断书拍成照片电邮到天津。当天晚上就收到天津的回邮，“Itisatumorneedtooperation”，好有意思的老人啊。尽管我不认识那个单词tumor是什么意思，但也猜出来是肿瘤，需要手术无疑。
开颅手术到底是怎么做的？难道会把脑袋锯开？头皮掀起来？想想都毛骨悚然。我一向是嗜睡如命的人，可是那一夜似乎一直在做噩梦，处于半梦半醒之中。半夜醒来好几次无法安睡，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去上班。我后来知道老公看了手术视频也一夜难眠，因为过于血腥，没敢叫醒让我看。网上说手术有1％的死亡率，30万分之一的发病率都遇上了，谁能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呢？
遇上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我想恐惧是难免的，我只是个胆小怕事的普通人。但我的恐惧也仅限于这一晚，此后的日子里我照样可以安眠。我没有抱怨命运之神为何如此待我，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比我这种病悲惨的事多了去了。我们每天看到的、听到的天灾人祸还少吗？这个世界从没有过一天的太平啊。很小的时候以为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享受蓝天白云，享受甜蜜温暖，已经人到中年的我，知道活着远不是那么简单美好的享受。不管是甜还是苦，都是生活需要我们承受的滋味。糖是甜的，这我们都知道，能在五味杂陈里淡然处之，却需要平静的心态将生活之水一饮而下。既然命运已经这么安排了，除了学着坦然面对，还能怎么样呢？
我第二天按时上班时很多同事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看我的眼神有点异样，有关心，应该也有悲悯和不安，毕竟身边活生生的一个人突然说患了脑瘤，听起来应该还是有点恐惧。单位另一个听力不太好的同事立即也想到去检查是不是脑瘤。此前一个和我同龄的同事得了中风，抢救过来之后一直在家养病，这让很多同事都开始重视起自己的体检结果来。在单位的领导也被我的事惊动了，来询问详细情况，看需不需要帮忙，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同一个部门的小姑娘一见我就哭了，惹得我也眼睛发湿。知道消息的同事陆续前来打听，我笑着一遍遍说“没事的，总算检查出来病因了，做完手术应该就好了，谢谢关心。”有两个男同事是结伴来的，他们迈进我办公室的脚步特别沉重，两人脸上的表情也像被冰冻住了，感觉像来和我告别的。听我说是“良性肿瘤”，这下两人才面面相觑，露出笑容说“哦？是良性的？那就好，那就好。”估计他们一听肿瘤就联想到癌症了，也难怪，毕竟我们平时没听说过这样的病啊。
我坐在办公室里又打了几个电话，大连的朋友一听我说脑瘤就哭出来了。豪爽又细心的她在党校时待我像大姐一样体贴，我们几天前才在杭州欢聚过，怎么突然就检查出这样的结果？她安慰我“你去北京做手术我一定去看你，等手术联系有消息就告诉我啊。”有她这份情真让我动容，工作之后的友情是多么难能可贵。
我给另一个在兰州的大姐般的朋友也报告了病情，她一听倒很平静，“没关系，想开点，有病有治病，没什么过不去的坎。我当年做完乳腺癌手术光化疗和放疗就持续了一年，手术后胳膊抬不起来还得去按摩，你看我现在不是也恢复得好好的吗？何况你这手术是一锤子买卖，做完就好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很多人都是被自己的病吓死的。我过几天来看看你，给你打打气。”听着她连说带笑的爽朗声音，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也坚强起来，可真别被自己吓死啊。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七）
我把坚强乐观的一面展露给别人，其实把另一面留给自己，我知道有些心事只能自己悄悄去想，有些伤口只能自己默默去舔。
我一声不响地整理、收拾了办公室，不管多么宽畅的办公室，我也不过是个流水的过客，只有家，才是灵魂安放的地方。我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回家，把电脑里的私人资料和照片全部刻录成光盘也拿回家。我曾经看到过有人在火灾中不顾生命危险跑回去抢救照片的故事，有人说他傻，我却很理解。对于有些人来说，记忆就像生命，还有什么比记忆更加珍贵的财产？我甚至把电脑开机密码、掌管的各业务系统密码全部写在纸上，压在显示屏下面。我想万一有意外，我的办公室别人收拾起来就很容易了。
我也不再惦记着女人的衣橱永远少一件衣服了，很多没有上身的衣服也趁早捎回去给姐姐们穿，万一我再没有机会穿，浪费了多可惜。每天揣着心事做完这些准备工作，给同事交代了工作中的注意事项，给老公交代了我从未用过的医保卡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一身轻松地准备去做手术了。我想起曹操絮絮叨叨的遗言，也想起金圣叹临刑前的交代“花生与豆干同嚼有火腿味”，不管是枭雄还是怪侠，我想他们绝对是真性情的人。如果我真要在昏迷中不再醒来，像弘一大师一样“悲欣交集”中一觉睡到极乐世界，未尝不是最好的归宿。
那几天老公从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也许手术没有多么恐怖。网上排名第二位的脑外科医院是上海华山医院，那就北京上海分头联系吧。北京同学说先要去天坛医院登记，排队等候手术，大概得1个月左右；倒是上海几个同学跑得有些眉目了，七转八转找到有关系的同乡在华山医院做部门主管，应该不用排队多久。当然我心里觉得上海更亲切一些，毕竟上海是我熟悉的地方，那里有我亲近的同学。只是我没有想到再次和复旦大学发生联系是以这种方式，华山医院已经归入复旦大学附属了，我当年可是好端端从复旦大学走出来的，这次也会好端端走出来吧？
多年来，我和一个校友师姐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我像写日记一样汇报自己的所思所遇，工作的烦恼、孩子的教育、老公的表现、游历的乐趣，甚至买了一件心仪的衣服、看了一本有趣的书、一部可心的电影也忙不迭地分享。我们之间不乏我老公所说“互相吹捧”，但对我来说这份友情是我在这个孤独的地方最值得珍惜的一缕阳光，我自然在信中忠实描述了我这段心路历程。
6月11日：很久没有动笔了，今天是周四，但是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漫长，我是6月8日周一下午检查出病因的，这些天简直象在做梦一样，不过我已经心情平复了很多，毕竟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象晴天霹雳。我一直都不知道关爱自己，所以一直拖着没有认真去对待，总觉得工作的事情不好意思请假，况且在几个医院看庸医也误人，一直是治标不治本，当面麻和神经性耳聋在治，而且说神经性耳聋没办法，所以基本是放弃治疗了，这次要不是我的同事热心地帮我联系北京的医院催着我去检查，还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不知道有这么大的隐患，我还是活蹦乱跳的，每周还是去打球的铁杆队员呢。
6月12日：现在就等着落实主刀大夫，排队住院，开始经受一场磨难。都说人生无常，旦夕之祸突然降临还是意想不到的，所有的人都劝我要放宽心，坦然面对，好人自有好报，我现在就比较平静了，晚上也睡得很沉，还梦见和上海的同学一起去野外玩，风轻云淡的。也亏得这些同学帮助，这几天她们都在为我的事奔忙，比我还辛苦。
6月15日：我昨天下午把头发剪短了。做手术时头发都要剃掉的，所以也就不心疼留了几年的长发了，发如韭，割复生嘛。昨天下午坐在家里没事干，老公提议我去剪的，他说周六吃饭看着我和你们娘俩三个人披着头发就觉得热，到上海去岂不是更热吗？倒也是，脖子都起了个痱子，趁早凉快点也没什么不好，在医院处理起来也更省事。也不用去什么发型屋了，在我们楼下的小理发馆我说随便理个齐耳短发就行了，但是老公熟悉的理发师很负责任啊，他问我怎么不想留了，我说夏天太热了，他说齐耳短发正好搭在脖子也很热的，不如理个后面短一点的发型，我说怎么都好的。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手术后买假发可以参照现在的发型，前后变化不至于太大，只花了10元钱理了个鲁豫的发型挺好的。
今天单位领导回来了，问我要不要休息，我说不用了，周末我都可以去打球的，我老公觉得太夸张了阻止了我。对我来说应该尽量正常生活、正常工作，不然给周围的人压力更大，大家都会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太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