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写书的事，一时不得机缘，就拖延下来了。直到1984年俞允平先生主编《文艺月刊》，邀请我写专栏，至此才把自己的一些文学观念用较平浅的方式写出来。共写了19篇，后来辑为《文学散步》一书。此书由汉光公司出版后，被我批评的各位文学概论作者大为光火，颇兴围剿之师。但该书旋即获得“教育部”教材改进甲等奖，不少学校又采为教材，据说亦尚裨于实用，令我私心甚感安慰，自以为做成了一桩好事。
如今，十余年岁月飘忽，人事如流。俞先生早归道山，此书则于书海中浮沉，迄今殆已数十刷矣，兼且流通于香港星马各处。1987年修订了一次。2003年，台湾学生书局复命我增订以应各方之需。是以又补入了一些相关专论，厘为上下两卷，扩大深入研讨的空间，以期对读者有点儿用处。
2004年，我到北大、清华、北师大、南大等处做客座，颇有些学友谈起这本小书，认为是台湾较具代表性的文学概论书籍，对大陆爱好文艺的朋友或许也有参考作用，虽然它的体例和思路颇异于大陆通行的文学理论教程，但亦因如此，兴许更能益人神思，也未可知。我感荷盛意，亦甚愿昔日一片苦心确能有益于神州俊彦，故略校讹字，删去部分专论，并请学生补释词条，欲示简要，以便接引。文字般若，或胜于浮屠津梁也。谨记之。
龚鹏程
2006，丙戌年阳和三月记于北京旅次
跋：“狐狸”文论
跋：“狐狸”文论
黎湘萍（社科院文学所台湾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
英国当代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论托尔斯泰时，借用古希腊诗人“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的说法，称“刺猬”型倾向于构建一个完备的体系，以其原理来诠释他的世界；“狐狸”型则往往追逐许多目标，捕捉各种不同的经验，而不是依靠原则来理解生活。例如，但丁属于刺猬，莎士比亚属于狐狸；柏拉图属于刺猬，亚里士多德属于狐狸；李白为狐狸，杜甫为刺猬；罗贯中、吴承恩是刺猬，兰陵笑笑生、曹雪芹是狐狸；茅盾是刺猬，鲁迅是狐狸，等等。
我这么说，乃是因为想到了一位不容易定位的当代学人——龚鹏程先生。
我大概是龚鹏程著作的较早的读者之一。1985年在北京图书馆找到那一年刚出版的《文学散步》，一下子唤起了我80年代初在广西小镇阅读宗白华《美学散步》时的愉悦感觉。
1982年6月，我在广西一个边远小城里买到了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在动辄讲究规律、逻辑、科学与完整的功利性计划的年代，宗先生的散步理论，真有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书虽不像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著作那样有严密的体系和架构，但却如高山流水，清越自然。
《美学散步》的出版并非个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从文学、文学理论、美学出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或“新文艺复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有一个特色，就是借助重读经典来批判甚至颠覆教条主义化的意识形态。
但直到80年代，才有零星的论文开始介绍海外发展出来的文论和美学。最早的是北京大学胡经之先生1982年撰写的《文艺美学及其他》，率先呼吁建立“文艺美学”学科。他运用王梦鸥先生的“文艺美学”概念，在中国大陆的认识论美学传统中，重新建构了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理论。
但仅靠1976年版的王梦鸥《文艺美学》，是不能全面了解台湾战后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的发展趋势的。我们需要追问和探索的是，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理论和美学，究竟是何形态？为何和如何形塑了这样的形态？它们与台湾文学和社会发展有何互动关系？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曾有一个时期，泡在北京图书馆的台港阅览室，尽可能地搜集相关的资料。我发现，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文学论述之外，还存在另外一条由学院的知识分子开辟出来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路线，从五六十年代的王梦鸥、夏济安、姚一苇、刘文潭，七八十年代的刘若愚、高友工、颜元叔、叶维廉、柯庆明，最后聚焦于1985年刚刚出版《文学散步》的龚鹏程。他们的具体方法和观念容或不同，但似乎都在不约而同地强调文学的“语言美学”特征，取代“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义、更能解释文学本性、特征、功能和文学发展史的以生命美学为基础的中国式文论。
现在看来，被我放在“语言美学”共同体中加以描述的台湾理论家、美学家或批评家，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于他者的观念和立场，若强以某种名义去描述，也许勉强可以挪用“散步学派”来形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龚鹏程先生。
写于1983年、结集于1985年的《文学散步》，与其说是龚鹏程试图解决文学理论问题的少作之一（写这本书时，龚先生27岁），毋宁说是表达其生命情调与美学的一种方式，他不热衷于建构逻辑严谨密不透风的文论体系，不去探讨和追求看似“科学”的文学发展的“规律”，而是以相当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去挖掘和发现作为生命之美的文学的独特魅力与独特价值。
这部书问世于80年代初的台湾时，因为其中的两个特色而引起重视和争议：第一，它是台湾中文系年轻学人中最有意识地运用中外美学方法来讨论“文学内在”的“知识论规律”与“方法学基础”问题的，这对向来重视传统经学的台湾中文系不啻是一大跃进；第二，它是最具有生命意识的文论。他有意识地吸纳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学）中强调生命和心性的思想，由此而上接中国传统的精神史，使他的文论虽然看似具有非本质主义的特性，实际上却奠定在生命美学的基础上，而在表层上，则是回归文学本身最基本的语言层面进行分析。
这是一部比较典型的、有趣的“狐狸”文论，它曾以其别具一格的论述方式吸引过我，其中原因，也大致有二：其一是它与《美学散步》的渊源关系，其二是《文学散步》谈论文学的方式，不但与大陆读者常见的方式（如当时坊间流行的蔡仪、以群等人编著的各种《文学概论》）不一样，与台湾岛内理论家的论述方式也有差別。对以传统经学为根基的中文系而言，其年轻学人打破了长久以来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探讨与思考上的沉默，在外文系占据主导位置的文学理论方面初试啼声，而且一出手，就毫不留情地批判此前台湾坊间《文学概论》之陈词滥调，沉溺于假问题里却不能自省自拔，且指名道姓，毫不隐讳，为中文系在文学理论领域的真正发声。
1988年，社科院文学所理论室决定在福州举行文学理论的研讨会时，何西来、杜书瀛先生让我开出一份台湾学者的名单，我写上了王梦鸥、姚一苇和龚鹏程的名字，把龚鹏程看做80年代台湾文论出现新的气象和转折的代表。王、姚两位先生未能与会，而龚先生却抱着猛龙过江的心情单刀赴会。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登陆，怀着文化遗民般的孤愤和忧伤，激越地“舌战群儒”，不料却从此开启了他遍游神州、广交天下英雄的万里鹏程之旅，成为两岸文化交流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想当初，只读其书，不识其人，如今读其书渐多，益知知人论世之难。他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是新儒家，还是新道家？抑或禅道儒兼修？是儒还是墨？或是儒墨兼之？是朝廷的谋臣，还是民间的游侠？是政治的异端，还是文化的辩士？……实在难以界定。最后，我想到“漫游者”这个词儿。是的，他是漫游者，从民间漫游到上层，从教育界漫游到政界，又从政界游离到民间，从儒漫游到佛道，从经学漫游到文学、史学、文化学，也许只有用“漫游者”这个名词才好描述龚鹏程，这是跨越了各种有形与无形之边界的漫游与翱翔，是一种流动不拘的长途冒险和游戏。恐怕只有从“漫游者”的身份去想像而不是定位龚鹏程，才能稍微看得清或理解他的文字和理念的世界。
但“漫游者”也只是描述龚鹏程治学越界的特征，还是无法说明他思想的特征。也许，要形容龚鹏程儒道佛并重，文史哲兼修的杂学的思想特质，还得借用刺猬与狐狸之喻；或者以“猴气”来描述龚先生，也很为恰切。这自然因为龚先生生肖属猴，猴固非山中之尊，却是使林中有灵气、山中有活力的智者；更因为龚鹏程治学喜欢越界，举凡文、史、哲、宗教、教育均有涉猎，且每立新说，不拘成规，虽未必有意自创门派，但其综合诸家，不避俗杂，仍自有其脉络理路，可谓学界之“迷踪拳”。这也许是另类之王，如美猴王一般，不受拘束，而精于解构。《文学散步》（1985）即是最早展现龚先生之猴气的典型论著。
《文学散步》简体版在大陆问世，龚先生嘱我作跋，惶愧之余，花了不少时间重读，并再检索这二十余年来的文论，突然发现，在《文学散步》之后，台湾似还都未能出现超越龚著的文论著作，而大陆文论，这些年来，实已难免边缘化的命运，因而不少人转向文化研究，虽然新颖可喜，毕竟离文学已远。此时来重读《文学散步》，竟如荒江野老劫后重逢，静夜里煮酒重论文，有恍若隔世之感了。人世沧桑，事如棋局，曾经相信文学哲学美学能救世契道立身淑世的人，不知如今是否还有？曾经相信语言文字可形塑世界和人的意识之力量的人，不知如今还在否？不管相信与否，试读一下这部《文学散步》，或可循着龚先生少年论文、发扬踔厉的踪迹，以漫游者的姿态，重新认识如今已面目模糊的文学的风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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