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一计划是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偌精神”似乎是有意义、有内容的，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欧洲这时能安定下来，象在19世纪那样去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第二十三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1931年这一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前几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诺德·J·汤因比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亡更替。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地、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相反，1929年以后的几年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的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厉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实质上是成功的。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们一者衬托了另一者，两者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发现自己处于俄国的主人地位，就面临着创建太平盛世的挑战；关于这种太平盛世，他们过去已宣传很久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过去的历史中没有模式可遵循，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们几乎只是论述如何夺取政权，而没有论及夺取政权以后该怎么办。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的传统定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实现不起指导作用。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
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当时，为了向前线提供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从这类措施发展而来的。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特征是强行征收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屏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正如一位农民所说的那样：“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已陷于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 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 3000万吨。最大的灾难是 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干旱，它促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无数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无数的人只是由于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虽然以往一向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时却也起来造反，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
新经济政策 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农民们在向国家缴纳约占其产量的12％的实物税之后，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即当时所称的“耐泼曼”，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随后几年中、最大的问题是这“前进两步’应该怎么走。新经济政策的确给了人民一段喘息时间，并使经济从1921年的普遍萧条中恢复过来。到1926年时，工农业产量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还不够。从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万，因此，战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标准还未达到。而且，这些标准对19世纪的沙皇俄国来说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说20世纪的苏联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农民即富农（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为“拳头”）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断增长。由于农产品价格已降到1913年时的一半多一点，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几乎增加了一倍；富农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他们生产了大部分剩余粮食，所以，采取的报复手段是：或者减少自己的产量；或者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迫使价格上涨。因此，苏维埃发现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越来越困难了；敌对的富农能够随意使城市居民挨饿。这就是在预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之后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 1924年，列宁去世，于是，关于用什么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经济问题便同由谁来继承列宁这一政治问题连系在一起。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还认为在价格问题上应向富农作出让步，以便鼓励他们增加产量。一些剩余产品可以卖到国外，所得的收入用于发展工业。这一计划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对，理由是它不会带来工业化所必需的大量资本。因此，这一派希望通过全面规划来加速工业的发展，依靠所增加的工业产品去鼓励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当约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头当党的领袖时，他采纳了第二派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建议，不过，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样重要的贡献：农业集体化；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不作经济让步的情况下强迫农民生产剩余粮食，从而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1928年，斯大林开始实行旨在使这一计划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由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苏联利用了各种资源、采用了各种说服和强制的手段来加速这些五年计划的实现。
这些计划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们为国家的整个经济的改造和运转提供了蓝图和办法。“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当于西方内阁的苏联内阁——人民委员会任命。直到今天，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责仍是根据政府提出的总方针和全国各地送来的统计资料制订计划。
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作出种种基本的决定，如某项特定的计划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武器还是建立重工业，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还是减少粮食作物以增加工业作物。国家计划委员会以这些方针为指导，动手处理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总部的大量统计资料。苏联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农业、工业、军事还是文化组织——部必须依法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供有关资源和经营的具体资料。大量资料先由一批受过高度训练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进行处理，由他们进而制订出临时的五年计划。在经过评议和听取有关组织的不同建议之后，再起草制定最后的计划。这些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虽然与现在由计算机制定的计划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1600页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统计资料涉及到重工业、轻工业、金融、合作社、农业、运输、通讯、劳力、工资、学校、文学、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险等各方面。
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曾说过，富农对集体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危险的挑战。然而，他除了将其计划强加给富农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集体化是他所制订的新经济的基础。富农们自然反对集体农庄，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有时候，富农们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苏联政府毫不容情地镇压了这种反抗，通过发动贫农反对富农，激起了乡村中的阶级斗争。警察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了村庄，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最后，政府能独行其是，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 242400个集体农庄和 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集体农庄的大部分土地由农民共同耕种，到年底时农民根据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备的技能分红。每个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少量的牲畜、农具、数量不受限制的家禽和房屋周围一个0．25至2．5英亩的菜园。在这菜园里，各家可以种自己想种的东西，所得的产品可以由自己消费，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镇的公开市场上去出售。相反，集体耕田里的产品则以低价卖给政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