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内阁。这—次，这个左派内阁同样因不断增多的财政困难而逐渐遭到破坏。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如何对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赫里欧仅执政了6个月，随后的其他4位总理也在短期内相继让位。1933年12月，最后的较量随着斯塔维斯基丑闻的败露而到来；斯塔维斯基是一个俄国出生的法国公民，他伙同一家地方当铺发行欺骗性债券，据谣传，许多重要的官员和政界人物与此案有牵连。极右翼团体趁机在街上挑起骚乱，企图推翻共和国本身。尽管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的确迫使内阁于1934年2月辞职。一些保守党内阁相继执政，但没有一届内阁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弊端。
更引人注目、更决定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大萧条也直接地、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种种政治事件的进程。1919年，随着《魏玛宪法》的正式通过，这里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在第一年中，这个新共和国除要对付君主主义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乱外，还得对付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和鲁尔的起义。动乱持续到1923年，这时，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因赔款纠纷占领了鲁尔。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席卷全国，消灭了各阶层的储蓄金。只是由于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议定和法意从鲁尔的撤军，德国才终于开始安定下来。在以后几年中，德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并加入国际联盟，它的经济也因美国的大量贷款而不断好转。
大萧条给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使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失业，使另外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当时的政府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人赫尔曼·米勒总理领导，而总统则由年迈保守的战争英雄保尔·冯·兴登堡担任。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内阁一样，德国的米勒内阁也因如何解决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争论而逐渐遭到破坏。左派赞成增加失业救济，右派则坚持削减经费和平衡预算。后者的方针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因为赤字财政的基本原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被制定出来。1930年3月，米勒内阁被迫辞职，从那时起，德国由中间派和右派的政党统治。
起先，海因里希·布吕宁组织了一个联合政府，布吕宁是中央党的一位冷酷、严厉但却聪明、正直的成员，他所博得的是尊敬而不是友谊。这位好心的爱国者的悲剧在于他为德国的民主政体挖掘了坟墓。由于缺乏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他向宪法第48条求助；该条款授权总统在紧急时刻颁布各种法令，这些法令具有法律效力，除非遭到国民议会多数票的明确否决。实际上，国民议会的确曾投票反对最初的紧急法令，但布吕宁通过说服兴登堡解散国民议会、下令于193O年9月举行新的选举进行了反击。布吕宁预计中间派和右派的各种政党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使他能以正规的议会方式治理这个国家。然而，选举却表明希特勒的国社党已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力量在兴起。
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位小官员的儿子，早年曾去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画家。由于缺乏才能，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过了5年悲惨的生活——这是据他自己说的，似乎言过其实了。他的悲惨境遇——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连同毫无疑问的职业上的失败一起，有助于解释他这时所获得的热烈的信仰：仇恨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憎恶议会制政体，蔑视富裕的资产阶级及其“颓废的”文化。希特勒从维也纳流浪到慕尼黑，在那里，于1914年进巴伐利亚团服役。虽然他在战争中作战勇敢，曾三次负伤并荣获令人羡慕的铁十字勋章，但显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能，因为尽管他专心服役，却也只升到下士为止。然而，在军队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军事训练为他提供了他以往一向所缺乏的辨别方向的能力。
战争结束后，希特勒转而猛烈反对新魏玛共和国。“我认为现在的德国既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国际猪圈。” 1919年，他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书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还详细说明了战败的德国怎样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君主”。“种族纯净”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关键：“一个在种族被毒化的时代里致力于培养其最优秀的种族成分的国家，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君主。”
从狱中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000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000张选票，即占总票数的18。3％。这些似雪片般飞来的选票并非来自工人，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在1930年得到的席位比1928年时还多13席。希特勒这时正从在猛烈的经济风暴中拼命寻找避难所的各种中产阶级分子那里得到他新发现的支持。
纳粹党的政治纲领为小职员和破产的商人提供了安慰和希望。它要求废除不劳所得和“利息奴役制”、使所有托拉斯国有化、对大企业实行分红制、对高利贷者和好商处以死刑。同时，它还向所有爱国的德国人保证要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要迫害犹太人；犹太人不但被污蔑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而且被污蔑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强调指出，希特勒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应却极小。大萧条是使他的政治命运起变化的直接的、首要的原因。在人们感觉到这一政纲的全部影响以前，希特勒被大多数德国人看作是一个爱高谈阔论而又毫无危害的狂热者；而当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失业时，他便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爱戴的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提供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
由于1930年9月的选举，纳粹党使其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从12人增加到107人，从而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大政党。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逐渐破坏了德国的议会制政体，因为它不但剥夺了布吕宁所渴望的中间派…右派联盟的多数票，而且剥夺了曾在米勒领导下执政的中间派…左派联盟的多数票。因而，布吕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得依靠总统的法令来制定所有必需的法规。他对兴登堡的依赖程度在他提出分散东普鲁斯地产的法规时得到了征实；兴登堡总统本人就是一个容克地主，他坚决反对这一法规，并迫使布吕宁于1932年6月辞职。
新任总理是弗朗茨·冯·巴本，名义上是中央党的成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反动贵族，被人们恰当地描绘为“一个文雅、仁慈、温和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聪明绝顶的笨蛋”。他所领导的那个软弱的联合政府仅得到国民议会的微不足道的支持，因此，他于1932年7月举行新的选举，希望加强他的地位。然而，纳粹党却成为最大的获胜者：他们的选票猛增到13799000张，即占总票数的87。4％，他们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而且，这些进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间派的各政党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与1930年相比，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席位加在一起实际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这时成为全国第一大政党的首脑。在与兴登堡总统的谈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权。“你提出这一要求是什么意思呢？”兴登堡问道。希特勒回答说：“我就是要求得到与墨索里尼在进军罗马后所行使的同样的权力。”兴登堡拒绝了，对这个他所称呼为“波希米亚下士”的人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议会制政体这时已行不通．既然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不会加入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举行另一次选举，企图打破这一僵局。这欢，纳粹党人丢失了200万张选票和在国民议会中的34个席位，使他们的议员人数减少到 196人。虽然他们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但他们不再能假装成未来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确，纳粹党领导人突然感到恐慌。希特勒的副手约瑟夫·戈培尔在1932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组织极为消沉。缺少资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元首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踱了好几个小时。显然，他是在苦思冥想。……突然，他停了下来，说道：‘如果党一旦崩溃，我就立即开枪自杀。’可怕的威胁，极端的沮丧。”
不到两个月后，这位想要自杀的人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一惊人转变的一个原因在于德国工商企业界领导人这时给了纳粹党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纳粹党崩溃，这几百万张选票可能转到左派手中。1月4日，希特勒会见了科隆的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从那时起，戈培尔所抱怨的“缺乏资金”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另一原因在于当时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阴谋诡计的泥淖。兴登堡这时已年老体衰，每天只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几个小时。他被说服解除了巴本的职务，任命库特·冯·施莱谢尔来接替巴本；施莱谢尔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莱谢尔决定试用蛊惑人心的方法。他取消了巴本对工资和救济的削减，恢复了分割东普鲁斯地产的计划，并通过政府制定的农业法规着手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