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和匈牙利销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在这数十年间通常两倍于进口商品的价格。波兰、匈牙利、俄国，最后还有巴尔干半岛各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产品以及殖民地商品；作为回报，它们提供了谷物、牛、兽皮、船用补给品和亚麻。它们还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见第八章第四节）通过采用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取金银的同样方法即剥削土著劳动力而获得的。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与南北美洲或东欧的贸易，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欧洲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棉织品在英语和欧洲其他一些语言中的名称反映了它们的原产地。“Gingham”（条格平布）来自马来语中意为“有条纹的”一个词，“chintZ”（磨擦轧光印花布）来自兴都斯坦语中意为“有斑点的”一个词，而“Calico”（印花平布）和“muslin”（细平布）则分别来源于地名“卡利库特”和“摩苏尔”。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份量轻、颜色鲜明、价格低廉、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们开始被大量进口，因此，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担心为支付外国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的安全——一提出了反对。英国一些小册子作者污蔑这些进口商品为“适于轻佻女子的低劣商品”。但是，他们关心英国女子的端庄和品行同他们猛烈攻击这些棉织品一样，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欧洲组织界为了保证禁止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获得通过，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些法律并没有被普遍遵守，然而，它们确起了明显地减少与亚洲的贸易量的作用。
限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的另一原因，在于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就有了；那时，罗马帝国为支付中国丝绸和印度纺织品而耗尽黄金。16、17和遇世纪时，情况还是如此，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西方商人在努力找出摆脱僵局的途径时往往是竭尽全力的。阿姆斯特丹公司曾向泰国出口“数千幅有待在帕塔尼的市场上出售的荷兰雕版画。其中，有圣母像（是根据加尔文教商人的指示，防备卖给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和描绘圣经中情节的作品；有记载李维的历史故事、适合于重视古典作品的暹罗人的版画，最后，还有对更普遍的人们具有吸引力的图片，即一批裸体画和更不合乎礼仪的插图。”事实上，欧洲直到18世纪末叶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18世纪末叶，形势完全改变，因为欧洲能用机器织的廉价纺织品淹没亚洲。但是，那时以前，东西方贸易由于亚洲乐于接受欧洲的金银、很少接受欧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妨碍。这种形势解释了18世纪后半世纪伏尔泰的以下这段颇揭示问题的评述：
人们询问，所有正从秘鲁和墨西哥不断地流入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的结果如何？它们落入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口袋；他们在加的斯经商，并把自己的工业产品送到美洲作为回报。这些金钱的大部分流到东印度群岛，支付丝绸、香料、钾硝、冰糖、茶叶、纺织品、钻石和古董。
这种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
新的全球性经济在原料生产区提出了劳动力供应问题。美洲种植园通过大规模地输入非洲奴隶解决这一问题（见表1）。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那些地区——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为数非常众多。这就留下一伤痛苦的遗产，因为这些地区至今仍由于始于殖民地时期的基本问题——种族问题和不发达问题——而遭受严重破坏。当前，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族斗争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横渡大洋的奴隶贸易的最终结果，而整个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只不过是西、葡殖民地（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对于西北欧的经济依赖关系的继续。
为参加这新的全球性经济，南北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以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一年义务劳动3至6天——因为不存在增加产量的诱因。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很快作出响应，大幅度地将义务劳动时间增至每周一天，到16世纪末，增至每周6天。为了保证农民继续承当这强派的劳役，还逐渐通过了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终于，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居自由的农奴，遭受贵族的强征勒索。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那里，征服时期中有功的武士（骑士）都给分封以来邑即提马尔。这种提马尔制度允许农民世代使用其小块土地，以作为他们缴纳轻微赋税和承当劳役的报酬，而骑士，如果不履行其军事义务，可以被剥夺他们的提马尔。16世纪时，这种格外仁慈的制度由于帝国当局的衰弱和西方市场的吸引力，遭到破坏。骑士把他们的提马尔改变为奇夫利克即可继承的私有地产；地产上的农民被迫接受租佃条件，否则，就要被逐出土地。佃户在缴纳国家征收的税和骑士需要的部分收成后，留下的通常仅占其产品的三分之一左右。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并没象波兰、匈牙利和俄国的农奴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实际上，由于欠骑士的债，他们被同样有效地固着在土地上。这种奇夫利克制度在诸如色萨利、马其顿、马里查河和多膨河流域之类的肥沃平原区传播开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里可进行面向西方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此外，农民起义与奇夫利克制度的传播在时期上一致，也不是偶然的；正象奴隶起义是美洲种植园奴役的结果一样，农民起义是东欧农奴制的结果。
表1 输入南北美洲的大约的奴隶数
输入地区 1451…1870年
英属北美洲39900O
西属美洲1552100
加勒比海（英、法、荷、丹殖民地）3793200
巴西3646800
总计9391100
新的全球性经济还在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给非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据估计，被拐运到南北美洲的非洲人有3500万至4000万，奴隶贸易是造成这一损失的主要原因；不过，这数字还要靠充分的调查予以证实。实际上，只有大约1，000万奴隶到达目的地。其他人都在途中死于非洲或海上。奴隶贸易的影响因地区而遇然不同。安哥拉和东非受损失严重，因为那里的人口一开始就比较稀少，经济上常常接近于仅能糊口的生活水平，所以，即使损失的人口很少，其影响也是毁灭性的。相形之下，西非经济上较先进，遂人口较稠密，因此，奴隶贩子的劫掠也不是那么具有毁灭性。从整个大陆看，由于运走奴隶的时期从1450延续到1870年，而被运走奴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其总人口据估计有7，000万至8，000万，故人口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不过，奴隶贸易对非洲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整个沿海地区和方圆四、五百哩的内地，有一种腐蚀性的、扰乱性的影响。携带朗姆酒、枪炮和金属器具等货物的欧洲奴隶贩子的到来，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侵袭内地猎取奴隶，各种各样的集团为控制这有利可图的、军事上起决定作用的贸易而相互征战。随着有些组织和地区如阿散蒂联盟和达荷美王国上升到支配地位、其他组织和地区如约鲁巴、贝宁文明区和刚果王国日渐衰落，奴隶贸易的总的影响肯定是破坏性的。
然而，奴隶贸易除占有奴隶之外，确还包括了贸易。非洲人亲自把自己的同胞卖给欧洲人后，作为报酬，不仅得到了酒精和火器，而且还得到了某些实用商品和经济上的生产性商品，包括纺织品、工具和供当地铁匠铺和作坊使用的原料。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影响是，从南北美洲引进了新的粮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萝和烟草被葡萄牙人引进非洲后，非常迅速地在各部落中间传播开来。用这些新食物实际上能供养大量的人，其数目或许会超过在奴隶贸易中失去的人员总数。
各大陆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注意到正出现在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大大地感觉到欧洲经济扩张的影响。就整个亚洲而论，亚洲的态度由中国皇帝乾隆在答复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时作了最好的表达，他说：“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贵国的产品。”
欧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经济的影响，但是，所受到的影响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最早的中间人。他们开辟了新的外洋航线，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船舶和专门技术。当然，他们会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得益最多。有些利益慢慢地为欧洲的人民群众所获得，茶叶的情况叮表明这一点；茶叶于1650年前后被引进英国时，每磅的价值大约为10英镑，然而一个世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