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对待西届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逝去以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愈粗暴、冷酷和偏狭。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的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不过，在我们的祖先居住于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的数世纪以前，已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大的轻蔑。”本书第三篇将论述欧洲人为何开始感到自己胜过这些“劣种”，以及欧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他们。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看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公元1500年之后的时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在这以前，不存在任何冲突，因为根本就没有全球的联系，遑论全球统一。数万年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地区隔绝的状态中。当最初的人类大概从非洲这个祖先发祥地散居开来时，他们就失去了与其原先邻居的联系。当他们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直到占据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时，他们持续不断地重复了这一过程。例如。最初的蒙古种人穿越西伯利亚东北部到达阿拉斯加后，他们又向整个北美和南美地区继续推进。他们在彼此相对隔绝的新的社会中定居下来。几千年来，他们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和文化，甚至在形体特征上也产生了差别。这一过程扩展到全球，因而一直到公元1500年，种族隔离现象遍存于全球。所有的黑人或黑色种人都生活于非洲，所有的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都生活于欧洲和中东，所有的蒙古种人都生活于东亚和美洲，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则生活于澳洲。
公元1500年前后，当西方进行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统一。各个种族不再互相隔绝，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或不自愿地移居到新的大陆。由于欧洲人在这一全球历史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到19世纪，他们以其强大的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他们还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贱。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欧洲人而且非欧洲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在人们看来，西方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天经地义，是由上帝安排的。
如今20世纪，钟摆开始再次摆向地区自治。欧洲用了四个世纪（1500－1900年）才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统治。而时间仅过去40年，欧洲这种统治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瓦解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加快了步伐。政治瓦解表现为帝国统治的终结。经济崩溃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兴起同时，即开始于1917年苏俄的建立，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扩展到中国、东南亚、非洲和古巴而不断加速。文化分化范围更为宽广，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而非西方的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蛮。
目前，西方文化在全世界不仅直接受到挑战。甚至被抵制。1979年11月，美国使馆人员在德黑兰被扣留为人质时，西方记者曾书面向那些年轻的捕手提出许多问题。后者集体作出回答，他们的答复如下：“西方文化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手段，一种使人疏远本民族的工具。通过使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念，他们就能使之服从其统治。”这些捕手还表达了对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我们要这些满脑子腐朽思想的人有什么用呢？让他们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去吧！这些腐朽的家伙就是那些跟在西方模式后面亦步亦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我们的运动和革命毫无价值。”
具有这种观点的并不局限于年轻的激进派。许多持各种各样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具有这种观点。印度政治理论家梅达（V。R·Mehta）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提出，无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准则。他反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因为他认为这会把人贬低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导致一个自私自利的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会。他也同样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强调经济事务和国家活动，因而个人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并且破坏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梅达因此得出结论说，“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都有充分发挥其功能的自己的道路。……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以西方社会为榜样加以改造。印度必须找到适合其特殊情况的自己的民族建设和发展战略。”
反对西方的全球统治不足为怪。这种统治是一种历史的偏差，它由错综复杂的特定情况而产生，因而必定是暂时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当前地区自治的力量同样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内兴起，一些已沉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民族群体或亚群体现在也活跃起来并要求自治。在美国，存在着少数民族群体，即黑人、操西班牙语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在邻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要求脱离的倾向已威胁到加拿大版图的统一。同样，英国正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所谓脱离主义者。法国也正面临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同样的挑战。
地区自治的要求并非仅仅针对西方的中央政权。在伊朗，对西方影响的普遍反抗与反对德黑兰中央政府统治的地方暴动——即由库尔德入、阿拉伯人、俾路支人以及土库曼人这些少数民族发动的叛乱齐头并进。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伊朗百临地区自治要求的威胁远远超过来自任何西方国家的威胁。苏联也有类似的情况，那儿聚居着几十个非斯拉夫族的少数民族。由于他们的出生率大大高于斯拉夫族，他们同样很快将达到总人口的半数。苏联少数民族对政府不满的详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一位苏联逃亡来的历史学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And－rei Amalrik）在其《苏联会生存到1984年吗？》一书中这样预测，少数民族将在苏联这个国家的瓦解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是他满怀信心地期待和盼望着的。
我们时代的众多动乱均由两大互相对抗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引起。一方面，由于现代通讯媒介、跨国公司以及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现代技术正在前所未有地将全球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决心创造自己未来的沉睡至今的大众的觉醒而正被搞得四分五裂。现代冲突这种历史性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以后的那几个世纪。在那几个世纪中，西方探险家和商人首次把全世界所有居民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这种决定性影响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med Heikl）写道：“陷入重围的民族主义已经集中精力，准备为了未来而不是过去而背水一战。”
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一）优势的基础
从1763至1914年的一个半世纪，作为欧洲获得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的时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据有显著地位。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远不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到1914时，欧洲诸强国已并吞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亚洲的控制；这种控制或者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东南亚，或者是间接的，如在中国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给了欧洲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和力量。
这些革命有两个特点可以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一个特点是，它们在1763年以前就在扎实地进行着。英国内战即政治革命的一个主要阶段发生于17世纪40年代。科学革命主要发生在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年）至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同样，工业革命的根源可在历和17世纪中找到；那时，西北欧国家“充满着如系统的机械发明、公司组织以及对金融财团和贸易公司的股票的投机之类真正的资本主义现象”。但是，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响都是直到19世纪才被充分地感觉到。这就是在本篇而不是在本书前面部分中考察它们的主要原因。
关于这些革命，须特别提到的另一特点是，它们并不是平行或独立地进行的。它们互相依赖，连续地一者对另一者起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
在分析了欧洲三大革命的性质和发展以后，我们将在本卷第三编以下章节中探索它们对世界各地区的影响。我们将看到，它们是如何使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欧化、非洲的分割以及对亚洲的支配成为可能。
第十章 科学革命
所谓科学革命……胜过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事物，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均降为仅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部的替换。…科学革命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耸现，以致我们对欧洲历史时期的通常的划分已成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