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官员埃尔金伯爵在以下这段值得注意的话中对这种差别作了描述：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习惯和感觉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别，这一差别无疑有这样一个结果：在中国人不断后退，并很可能会继续后退到帝国彻底崩溃时，日本人即使不实际处于逐渐进步的状态之中，也处在从即将洒向他们的一片强光中得益的状态之中，处在利用那些中国人不屑一顾、而日本人在开始更加了解我们对多半不但能够采纳并急于采纳的进步和发明的状态之中。
埃尔金伯爵的预言的正确性很快得到证实。1868年，天皇颁布了一篇警文（即“五条誓文”），其目的在于平息全国骚乱，阐明新政权的目标。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两大点：“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事实上，西方思想和西方物品在19世纪70年代已大为流行起来。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炫耀手表和钻石戒指等现象开始风靡一时。1878年创作的一首儿歌是这种观念的最好说明。据G．B．桑塞姆说，“这首儿歌叫作‘文明球歌’，创作它的目的是要使青年人深深感到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拍球时，他们通过背诵被认为最值得采纳的10种东西的名字即气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和轮船来计算球弹跳的次数。”
日本新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他们并不对西方文明本身感兴趣，而仅仅对其中增强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组成成分感兴趣。在闭关自守时期（当印度的拉姆·莫汉·罗伊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方面与孔多塞相一致时），日本人已了解欧洲人在数学、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但没有注意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同样，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国家。
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它颁布法令，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1890年颁布的教育诏书告诫所有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摹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明治领导人预见到，这些新军队需要现代化经济为它们提供军需品。因此，他们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来确保所需工业的建立。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他们首先致力于金融机构、商品交易所、航运公司，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建设。政府领导人不仅注意支持轻工业如纺织工业，而且注意支持重工业如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造船业，因为后者是提供军需品所必不可少的。这些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贵人家，即通常所称的财阀，正是以这种方式扼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以补充说一下，这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是从农业中获得的。日本人通过引进良种、改进土地使用方法、扩大排灌面积，以较低的成本使农业产量显著提高。1878年至1892年间，耕地面积憎加了7％ ，产量增加了21％ ，人口增加了15％ 。由此产生的农业剩余产品被税收吸走了，而这些税收则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
日本人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西方人到来时，日本的法律制度正处于使西方人对治外法权的要求至少是可理解的这样一种状态中。法律混乱而又苛刻，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专横且独掌大权，监狱的条件令人恶心。1871年，日本成立了司法部，随后几年来用了新的法规，并将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以便至少为自己提供议会制政体这种装饰品。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按正式仪式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这一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大体上说，这一宪法里从德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远多于从法国或英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其原因在于：日本同德国一样，当时正处于巩固阶段，因而对增强国家实力比对保护公民自由更感兴趣。因此，这一宪法只为日本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却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天是崇拜。的确，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同样第三条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采用这一宪法和实行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能够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在文明的国际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对其主权的其他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对中国帝国的惊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
八、日本的扩张
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一位文职官员表达了如下这一观点：“这就象乘坐三等火车一样；最初这里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当更多的旅客拥进来后，这里就没有位子给他们坐了。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双臂支撑自己时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位置。……必然的逻辑要求人们既要站稳脚跟，又要将双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空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占据这块空间。”
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主义运动。尤其是与中国相对照，日本政府起初对保护朝鲜的自主感兴趣。如本章前面所述，这一政策导致了1894年挑起中日战争的武装冲突。战事的进程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中国军队虽英勇作战，但却无力对付一架现代化的军事机器。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过，辽东半岛由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坚决要求而不得不归还给中国。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那是会有启发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资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远为强劲的对手——俄国。俄国不仅同法国和德国一起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而且这时还侵占了朝鲜和满洲。中日战争期间，朝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接受日本人的指导和资本。战争刚一结束，日本驻朝使节便开始了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将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主要的位置上。但是，领导保守派的朝鲜皇后却与日本使节对抗。结果，后者组织了一次反叛，谋杀了皇后，但这次政变是短命的。皇帝这时已转向俄国，用俄国人取代日本顾问，并授与俄国一家公司以伐木权。
俄国人在朝鲜取代日本人的同时，又在满洲获得了种种特许权。我们前面已提到，1896年的“中俄密约”允许俄国敷设一条穿越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见第十三章第三节）。我们还提到，1898年，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的期限25年的租借权；两年后，即义和团运动期间，又占领了整个满洲。俄国的这些进展在东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赞成以平分战利品为基础设法与俄国保持一致。另一些人则宁愿与英国联盟，因为日本同这个国家几乎具有共同的目标。如果有这样一种联盟撑腰，日本便能顶住俄国的扩张主义。
于是，试探者被同时派往英国和俄国的首都，很快便十分清楚，圣彼得堡难以对付而伦敦就易于为人所接受。对英国人来说，古老的、显赫一时的孤立政策这时已失去它的光辉。由于面临蓬勃兴起的德国和好战的俄国的挑战，他们欢迎在远东有一个能牵制俄国的盟友。1902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