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记得那篇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严肃的结论：《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有抑制作用应该禁用，而《自然》和伦敦的《泰晤士报》则无碍。“
“莱昂纳多，我对你知识的渊博感到惊讶：我们从肿瘤开始，一直谈到《华尔街日报》对昆虫的抑制作用。”她举起玻璃酒杯。“为斯塔福博士的实验也遇到这种有趣的情况而干杯。”
“真那样就好了。”他忧郁地说。“谁知道呢。克劳斯第二次失败的时候，我让斯塔福与我一起在我办公室隔壁的小实验室里面一起做那个实验。”
“怎么样？”
“成功了。”
“那太好了。”她满面笑容，说：“你肯定很高兴。哈佛那个人怎么说？”
第36节 它不行怎么办
康托仿佛没有听见她最后的问题，继续说：“几个月之前，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实验。理论上更加复杂，但是做起来比较简单。我决定自己动手做。”他看着她，半含歉意地说。“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到芝加哥，或其他地方去的理由。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在干什么的人。只需要再过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就可以知道……”他没有把句子讲完。他能说什么呢？说到那时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必须公开鞭挞自己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开始一项新的实验？既然斯塔福的实验在你们实验室里很成功，为什么不让哈佛的人再重复一次？或者，更加简单：请他们从哈佛过来，在你们的实验室里与斯塔福一起做实验？就像你们那样。”
葆拉一点不傻。他很赞赏地想：我不妨再谈得更加深入一点。“假如，下一次，它不行怎么办？记住，这个实验不是几天时间就能做完的：要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如果只有在斯塔福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成功，那么它不是真正成功的实验。至少，在我所谈论的社会合同中不算。知道吗，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必须如何处置这件事？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声明说，实验因为某种不知道的原因无法重复。在克劳斯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看来，那就是我的广义肿瘤发生理论的终结。那就不是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关乎我的名誉。你知道那个字：Schadenfreude吗？”
“不。”
“那是德语里面的一个字，有点像格式塔或者世纪病，它有一种特殊的意味，英语里面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与'心满意足'还不完全一样。你的声誉越好，你撤回研究论文的影响就越大，对手也越发幸灾乐祸。”
葆拉大叫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说的话。你们这些科学家，社会契约的支持者，当有人犯错误的时候，你们竟然会像其他人一样觉得幸灾乐祸？甚至在他承认错误的时候？”
康托不由得叹息一声。“答案恐怕是'是的'。我很惭愧，我也犯过这种错。我是说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他迅速地补充说。“我从来没有不得不撤回发表过的文章，希望这一次也不要这样。因为这种事情是很少有的，无论是真的无辜，还是有什么别的——”
“'别的'是什么意思？”葆拉打断他。
“数据被人为操纵。甚至彻底出错……”
“会有这种事吗？”
“不经常发生。”他坚定地回答。“刚才我说了，人们的记忆长久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猜想是终身难忘。我们互相依赖，需要绝对的信任，所以，一旦某人在科学界的信誉毁了，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一般来说，就是身败名裂。”
“你们这些人互相的期望是什么呢？绝对完美？”葆拉问。
“当然不是，不过，倘若研究成果很重要，它会影响许多其他人的想法或者研究方向，那谴责和指控就会是'你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公布？为什么不等到实验结果被证实以后？'”
“那你怎么回答呢？莱昂纳多，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发表？”
“坦诚地说，大多数科学家都具有分裂的人格：一方面，他们信奉严格实验的方法，相信它的规则，以及知识进步的最终的客观结果；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难免犯错的人，具有一般人的感情弱点。我现在谈论的是人性的弱点。我们全都知道，在当代科学中最伟大的职业风险是同时发现。如果我的理论正确的话，我绝对肯定，或迟或早，有人会有同样的想法。在我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种事。激励科学家的动力——他的自尊，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愿望上：得到与自己同等的人——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克劳斯们——的承认。只有原创思想才能得到这种承认和赞誉，这就很愚蠢地意味着你必须是第一。因此争取获得优先权的动力很强大，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包括我在内，建立优先权的唯一方法就是看谁最先发表——你好像突然沉默不语，葆拉，我让你失望了？”
她迟疑了很长时间才开口。“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醒悟。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你最近的想法的原因吗？这么说还没有人先公布？”
他点点头。“我想是的。”
“莱昂纳多，最后一个问题，”她隔着桌子身体往前倾，“你为什么要自己做这个实验，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面，什么人都不见？为什么不让你那位斯塔福做这项实验呢？第一次实验不是他做的吗？他不是你实验室里最优秀的吗？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好的科学家一次只改变一个变量。”
葆拉…柯里看上去很不解。“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再信任斯塔福了。”
分道扬镳
还记得克劳斯，杰里说的那个在哈佛研究癌症的人吗？那个连康托都想要给他留下印象的人？杰里说克劳斯给他提供了一份博士后工作，从下个月开始。他决定接受了。这样他就可以与克劳斯的网络“接通”，方便以后找工作。
康托独自完成了检验他肿瘤形成理论的实验。最终，这第二个实验得出的结果与他所希望的完全一样：有问题的蛋白质结构上的变化真实完好地反映在蛋白质的模板——核糖核酸——的成份变化上。他维护了他先前的乐观看法：先是一种完好的理论，现在是一个更加完美的实验。
这一次他没有急着在《自然》杂志发表。康托控制住内心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冷静和谨慎。他打电话给克劳斯：现在哈佛的研究人员不必再做康托…斯塔福实验了，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二个实验，这个实验做起来要简单得多。
第37节 实验很完美
“库尔特，请等一下，等到你们看见资料再说：实验很完美。与我所预期的不同，事实证明观察核糖核酸（RNA）要比蛋白质容易。我暂时不准备写出来。我想至少要等到你们实验室的人有时间看的时候再写。我会用联邦快递把我实验笔记的复印件寄给你。你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康托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迫使克劳斯把注意力从斯塔福的实验上转移，集中到自己的实验上来。克劳斯别无他法，只能同意成为康托科学研究真实性的无可非议的见证人。
康托胸有成竹，认为自己最新的实验肯定会在哈佛得到证实。这样，他就没有理由迟迟不宣布他的成功，让这个消息通过传言不胫而走。这是另外一种从时间上明确优先权的方法。他在系里召集了一次特别的研讨会，宣称他要演讲。不过，他没有列出标题。只有超级明星才能够利用这种策略。当通知上写着“论题待公布”时，研讨会很少会有听者寥寥的风险。
以康托的情况来说，即使不考虑无标题演讲的神秘性，谣言也已经漫天飞：他实际上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几个星期。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导致研讨会人满为患。斯塔福故意在最后一刻才到演讲大厅去时，教学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他坐在最后一排，确信自己将在大庭广众之下经历一场磨难。他用眼睛扫视躁动不安的人群，计算着熟人的数目，自嘲地对自己说：或许，只是蒙羞而已。然而，康托的演讲开始后不久，斯塔福意识到：在突然安静下来的听众面前，他连一个小角色也轮不着。康托描述了他对于肿瘤形成理论的第二次实验测试论证，他一次也没有提到克劳斯不能验证斯塔福的实验这一情况。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会场的气氛热烈而兴奋。没有人注意到斯塔福悄悄地溜出了教学大厅。他径直前往教授的办公室。
斯塔福在秘书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下，声音很沉静地说：“斯蒂芬妮，你简直难以想像艾西刚才的报告有多精彩。我在这里等他，我想告诉他我对他讲课怎么想的。”
斯塔福等了很长时间，他并不在意。他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练习他的小演说。
他正在默默地斟酌究竟采用哪种风格：是超然地，还是热情奔放地表示祝贺。这时，康托出现了。年轻人跳起来。“教授，”他认为这种情况下称“艾西”不太合适，而“康托教授”又过于正式。“我想占用你几分钟时间。”
康托瞥了他的学生一眼，然后示意他到办公室里去。门一关上，斯塔福立即就换到了高速档，急急忙忙说：“艾西，你肯定在讲台下面被大家包围了。我只想告诉你这是我听过的、你讲得最精彩的报告。这几个星期没有看见你，我一直很担心，现在我放心了。”
那位长者的表情没有变化：“你真应该如此。”
斯塔福的脸忽地涨得通红。
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攀登珠穆朗玛峰是很明智的事情；几乎没有人两次在山顶拍照。然而，康托这次在巅峰的阳光下逗留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暂得多。哈佛那位送信人库尔特…克劳斯再次送来一条信息。他通知他的朋友，第二次实验的验证正在进行，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没有任何障碍。康托顿时感到欢欣鼓舞：潜在的毁灭性的险情即将排除。
不料，克劳斯接着说：“顺便告诉你，艾西，你那位斯塔福前两天打电话来，问我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