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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仅把龙卫军的统兵权一分为三，还在人事任命上再一次牢固了这种互相牵制、互为掣肘的局面，从而确保自己对龙卫军的控制。
在人事任命上，龙卫军统帅部的高级幕僚，诸如长史、录事参军事、诸曹参军事等等，都是杨恭仁的部属，而左右龙卫府的雄武郎将、勇武郎将，校尉、旅帅和正副队长，包括两府的幕僚司马、司兵、司骑都是伽蓝的部属。
这种人事任命旋即在龙卫军内部制造出了统帅部、监军府和左右龙卫府三大势力。这三大势力中，看上去伽蓝的实力最大，但实际上他的权力最小，他的全部武力都被统帅部和监军府左右钳制了。统帅部看上去被“架空”了，但杨恭仁是中枢长官，代表了皇帝和中枢，只要他坚决遵从皇帝和中枢的命令，那么他就能把手上的权力用到极致。谁敢违背皇帝的命令？谁敢与中枢对抗？至于崔逊这位监军，手里更是拿着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何谓“监视刑赏，奏察违谬”？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只要不遂我意，我就可以告你，弹劾你，黑的我都能把它说成白的。
杨恭仁是皇族，理所当然为皇帝效力，维护皇帝和帝国的利益。崔逊是世家豪门，代表了中土门阀士族的利益。伽蓝则代表了帝国军方的利益，而他所在的帝国军方势力，更是帝国改革派的坚强后盾。这三大势力是今日帝国政治博弈的主要力量，无处不在，因此刘炫、孔颖达和薛德音等人即便知道伽蓝是杨恭仁的外甥，伽蓝与崔氏之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甚至这三股力量在杨玄感之乱中还曾联手辅佐越王杨侗平息了“风暴”，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面对东征结束后不可预测的帝国政局，这三股力量是否愿意挟越王杨侗而掀起新一轮的皇统之争的风暴，谁也不知道，所以，随着杨恭仁和崔逊的到来，龙卫军内部的斗争必会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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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议结束后，众将和幕僚纷纷离去，中军帐内只剩下了杨恭仁、伽蓝和崔逊。
杨恭仁高踞上座，伽蓝和崔逊分列左右，气氛非常严肃。
“陛下决意要发动第三次东征。”杨恭仁的声音低沉而缓慢，透出一股深深的疲惫和忧郁，“估计二月初，尚书都省就要做出决策，然后诏令天下征召军队，筹集粮草。三月初，陛下和行宫就要赶赴辽东战场。”
杨恭仁的目光从伽蓝和崔逊的脸上缓缓掠过，“留给龙卫的时间非常少，在未来一个月内，龙卫不但要整军训练，准备北上辽东，还要戡乱平叛，确保永济渠水道的畅通。”说到这里，杨恭仁稍稍停顿了一下，目光停留在伽蓝身上，“依伽蓝将军的奏报，永济渠一线的贼寇均已剿杀，余众南逃而去。近期齐郡张须陀连番上奏，对伽蓝将军蓄意把河北贼寇驱赶到大河以南的做法极度愤慨。如今济水一线贼势非常强盛，但张须陀勇不可当，战无不克，捷报频传。这种情况下，假如龙卫北上之后，河北贼寇必然北渡而归，大肆劫掠永济渠，继而危及到东征战场乃至整个北疆镇戍，到那一刻，事情便麻烦了。”
这个大“麻烦”与杨恭仁有直接关系，虽然河北戡乱的仗是伽蓝打的，河北贼寇也是伽蓝率军剿杀的，但杨恭仁是河北讨捕大使，伽蓝不过是他的副手，一旦贼寇卷土重来，河北再度陷入危机，影响到东征大计，第一个为此承担责任的便是杨恭仁。
杨恭仁、杨义臣、杨智积这些皇族大臣就如老一辈的杨雄、杨达等皇族重臣一样，其政治立场都偏重于保守，虽赞成改革，积极推进中央集权，但反对激进的改革思路，尤其反对以雷霆之势摧毁门阀士族政治。今上继承大统有赖于杨雄、杨达等皇族重臣的支持，在政治上也需要他们的辅佐，所以尚能容忍，如今这些老臣们都死了，今上和中枢的改革派们岂能继续容忍皇族成员对改革的阻挠？因此，只有抓到机会，即便皇帝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出发，尚需要皇族成员留在中枢，中枢里的那些改革派们也决不会“姑息养奸”，势必痛下杀手，其首要打倒的目标就是杨恭仁。原因无他，杨雄、杨达兄弟是整个皇族最雄厚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死后所留下的巨大的政治遗产基本上由杨恭仁继承了下来，一旦杨恭仁赢得皇帝的信任，进入中枢核心层，让皇族权贵的保守力量充分发挥，合纵连横其他保守贵族势力，必然会严重阻碍改革进程。
杨恭仁这番话说得很不客气，实际上就是质疑伽蓝的河北戡乱有问题，有欺君罔上之嫌。
大河南边的张须陀异常愤怒的指责伽蓝，肯定事出有因。皇帝和中枢明察秋毫，断定伽蓝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出于不同的目的，皇帝和中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任由伽蓝为所欲为。从杨恭仁的角度来说，皇帝和中枢这是在给自己“下套子”，让伽蓝给自己挖陷阱。
伽蓝的才智非同常人，这一点杨恭仁非常清楚，考虑到帝国越来越复杂的政治博弈，考虑到像梦魇一般无力挣脱的皇统之争，尤其考虑到在杨玄感之乱中以自己为首的皇族力量与以崔氏为首的山东豪门势力，以及与伽蓝背后的以裴氏为首的温和改革派，共聚于越王杨侗旗下所结下的政治联盟的共同利益，杨恭仁不得不当着崔氏的面，联合崔氏一起，探寻伽蓝如此“胡作非为”的深层次原因。
你为何要这么做？为何募贼为兵？“募兵”事件的背后牵扯甚广，尤其牵扯到了山东贵族集团中的河北世家和关陇武川系贵族集团的利益，那么，这个利益到底是什么？从东征结束之后帝国政治发展的方向来推断，“募兵”事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无法遮掩也不可避免的隐患，这个隐患一旦爆发，必将掀起血雨腥风，而最终受到连累的极有可能是越王杨侗以及聚集在他旗下的三股政治势力。如果这三股势力也遭到重创，那么还有谁能阻挡皇帝和中枢改革派加快改革进程的步伐？
“事情已经麻烦了。”伽蓝不假思索地说道，“刘元进之乱已经震动了大江南北，而王世充的屠杀加剧了江左人对关陇人的仇恨，可以预见，当江都留守王世充把江都主力全部调到江淮战场的时候，江左必然会爆发一连串的叛乱。江左叛乱迭起，江南河必然中断，而由此受到影响最严重的不是东都和西京，而是西疆和北疆。”
“威胁江都，威胁通济渠水道的叛军，不仅仅只有江淮贼帅杜伏威和辅公祏，还有河南和齐鲁两地的叛贼。可以预见，王世充即便在江淮连战连捷，短期内也会陷入顾此失彼的窘境，就算他最终守住了江都，却必定会失去对江南和江淮两地的控制，也就是说，很快，江南河和通济渠都会陷入贼寇的长期劫掠之中，西北两疆的镇戍也会随之陷入粮草不继的窘境。”
“粮草不继尚不是两疆镇戍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镇戍兵力。第一次东征失败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对帝国军队来说不堪承受。在总兵力减少的同时，帝国军队一方面要防御北方大漠上再度崛起的突厥人，一方面又要在国内战场上戡乱平叛。两条战线的开辟，兵力和粮草的难以为继，以及帝国朝堂上激烈的政治厮杀，将把帝国推进崩裂的深渊。”
杨恭仁神情凝重，沉默不语。崔逊平静如水，眼里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忧伤。
伽蓝对帝国局势的分析一次比一次悲观，但每一次的论据又都确凿无疑，无可辩驳。这番话说出来之后，伽蓝“募贼为兵”的理由已经很清楚了。东征结束后，疲惫不堪的帝国将迎来北方大漠上的狼群，而远征军的主力必然留戍北疆，龙卫军肯定是其中之一，因为皇帝和中枢里的改革派正好可以找到充足理由将其驱离中枢。
“舅父……”伽蓝低声呼唤，以异常郑重的表情说道，“未来几年，舅父能否掌控军队，直接关系到了帝国的存亡，所以，在某看来，舅父不若将计就计，顺势留守边疆，不论是幽燕还是代北，只要能为帝国建起一道坚固的城墙，抵挡住北虏的入侵，就必然能在帝国危难之刻，力挽狂澜。”
第263章 计在潜龙
伽蓝的意思很直白，只要龙卫军留在北疆，那就不存在任何危机，但伽蓝的这一建议，在杨恭仁和崔逊看来却是别有居心，说得简单点，就是伽蓝有意逃避东征结束之后的皇统之争，试图置身事外。
但这怎么可能？伽蓝是天真幼稚还是另有图谋？
今日越王杨侗已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已经成了所有觊觎皇位者的众矢之的。新一波政治风暴正在酝酿当中，而皇帝并不想在东征结束后再一次面对惊天风暴，他急需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来宣扬他的武功，恢复帝国的元气，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加快改革进程，所以，他未雨绸缪，并从未来稳定政局和保护越王的角度出发，果断建立了龙卫军。
皇帝为什么要组建龙卫军？为什么要让杨恭仁、崔逊和伽蓝共领这支远离中枢却又隶属禁军编制的龙卫军？实际上这里面既有保护越王杨侗的意图，也有威慑那些觊觎皇统者的意思，从而达到遏制和延迟新一波政治风暴爆发的目的。
伽蓝同意杨恭仁和崔逊对未来帝国政局的分析，但正因为越王杨侗处在风口浪尖上，正因为以争夺皇统为主要目的的新一波政治风暴不可避免，帝国未来的政局会越来越混乱，代表不同利益的贵族集团之间的厮杀会越来越激烈，所以，不但龙卫军要置身事外，以杨恭仁为首的皇族和以崔氏为首的山东世家也要置身事外，毕竟杨雄、杨达、和崔弘升等帝国大权贵的辞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皇族和崔氏的实力，以一具伤痕累累之躯去迎战从四面八方围杀而来的敌人，何来胜算？
另外，从皇帝和中枢改革派的立场来说，东征结束后最需要的是稳定，包括国内外局势的稳定，但在外有强虏虎视眈眈，内有叛贼蜂拥而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