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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55年在大连市的时候，得知党中央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当时正好周总理因公去大连，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恳切地对前来看望的总理说：（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大将军衔，心中有愧，我请求党中央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
总理听了，亲切地说：侮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党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父亲听了总理这番话，感到更加不安。他说：俄感到太惭愧了，我是人民的公仆，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高了。”
二、革命需要文化，需要知识父亲出生于一个窑工家庭。他做了十一年窑工，只念了三年私塾。1925年入党后，在革命队伍里，他一直很尊敬和他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知识分子。他经常说：“我就是受知识分子出身的吝积堂同志的影响，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早在鄂豫皖苏区时，他尊重吴焕先、沈泽民、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等叔叔：“西安事变”期间，他让王首道叔叔、李克农伯伯作他的高参，帮助他做主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非常尊重给他讲课的教师们。1952年父亲在大连休养时，王学文伯伯来看望他。他见到王伯伯，行了一个军礼并尊敬地说：”王教师，您好！“1943年，在安徽淮南抗日根据地，一天宋亮叔叔（后来我才知道宋亮叔叔就是孙冶方叔叔）来看望父亲，父亲深有感慨地对我们说：”宋亮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是有名的专家。“
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总督促他们学习，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的话两天学一个也行。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执行任务呢？”并语重心长地说：“革命需要有文化，有知识。”对战士们的文化学习也抓得很紧，他说：“我们的战士没有文化，光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有文化才能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
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病中，对保卫他的特二连指战员的文化学习要求很严格。他专门调来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文化教员讲课，并经常对他们进行文化测验。部队行军，每个指战员背包后面都写着一个大字，后面的人认前面背包上的字，这样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当时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1938年11月，父亲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向毛主席提出重返前线的要求。因父亲当时正在吐血，毛主席没有同意。父亲又向毛主席提山可不可以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毛主席同意了，并要他一边学习一边养病，这样就进了延安马列学院。当时，父亲虽然九次负伤，已是二等残废，又加上肺部出血，但他非常珍视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学习机会。他起早晚睡，如饥似渴地发奋读书，读了《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的轮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还经常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经过学习，父亲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提高。每当回忆这段经历，他总是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难得的一次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间休息，毛主席同一些高级将领们谈心，很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私塾，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向毛主席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侮东同志，你只能称半个中国人。“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毛主席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是怎样一部书。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听读了两遍虹楼梦》。这时，父亲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求读这部书。《红楼梦》这部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划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又提高了文化水平。”
三、千万不能忘本呀！
1955年军衔评定后，有一些同父亲共患难的战友，感到自己吃亏了，军衔评低了，到父亲面前诉说。一次，一位叔叔来看望父亲，为自己军衔评低了感到委屈，又讲了一些过头话。这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叔叔说：“咱俩都是穷人出身，我是窑工，你是贫农，咱们都是党解放出来，是党把咱们培养成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咱们能有今天，是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咱们是幸存者，千万不能忘记他们。今天，党和人民已经给了咱们这样高的荣誉，你还争军衔高低，这是很不对的，是错误的。你是忘了本呀！”这位叔叔听了深受感动，流着泪说：首长，我是忘本了，你的教育我永远记在心中，请首长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我还要作与我有同样错误认识人的工作，把首长对我讲的话转告给他们。“这位叔叔讲到做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事，彭德怀伯伯知道了，他特别表扬了父亲带重病为党做了很好的思想工作。
父亲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了一生。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衬衣都是补了又补，被子也要用到不能再用了才换新的。一次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一句：“您这不有点儿像叫花子了？”父亲听了后，态度很严肃，但用教育的口吻批评说：“叫花子就不光荣了？穷人就不光彩了？我从小穷得连衣服都没穿的，你这种思想就是忘本，千万不能忘本呀！”
爱之深 教之严 徐文伯我爸爸徐海东，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已经含冤去世十多年了。我每想起爸爸的时候，总要念起他老人家对我的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
爸爸长期为革命出生人死，驰骋疆场，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从一个穷窑工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我生于部队，长于部队。爸爸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时候，还是到后来由于九次负伤而不得不休养的时候，对我的管教始终是抓得很紧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师。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爸爸就给我规定了一条纪律：每次外出必须向爸妈请假，回来还得销假。每天晚上，爸爸还要我向他汇报这一天做过些什么，学了点什么。我在七机部工作的时候，单位离家四十里地，靠登车子往返。晚上遇上单位里开会或其他活动，要深夜才到家。爸爸还是在等着，要让我把这一天的情况向他说了才睡。我没到家，他是睡不着的。爸爸这样，对于我来说，该是多大的温暖啊！他的爱浇灌着我的心。但这同时也象给了我一面生活的镜子，促使我必须经常检点自己，切莫做爸爸不让做的事，让爸爸放心。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性格爽朗，敢于说真话，最恨讲假话。他也一直教我要这样。要是我在汇报中撒了谎，他是不允许的。有一次，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没请假就与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回家晚了。我怕爹妈批评，就撒了一个谎，说因电车停电耽误了。爸爸发现我说话的神情不大对头，请警卫员去了解，知道我说了假话，就生气的把我叫去，要我站到一边去想想我说假话对不对，为什么要撒谎。半小时以后，我走近他，检讨说：“爸，我错了，撤谎是不对的，今后保证不重犯。”这时候，爸爸的脸色转和善了，说：“孩子，你该知道，讲假话会把你毁了的。你一定得做老实人！”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撒谎了。不过，那时候我心里却嘀咕，丁点小事就这么认真，爸爸对我未免太严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越来越明白爸爸做得对，该从小事抓起，要小题大做。小事不抓，可要大事犯过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着“四人帮”的凶横，我坐在牢里都没讲一句假话，这是爸爸教我的。
爸爸的老战友常说他“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者头”。的确，爸爸打起仗来，浑身是胆，对敌人狠极了；可是对同志却一视同仁，没半点架子，亲呢得象一家人。平时他也总是用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教育我。一次，爸爸正在休息，睡着了。一位通讯员来给爸爸送信，妈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让通讯员回去了。爸爸醒来，见信不见通讯员，很不高兴，批评妈妈没有群众观点，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一定要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见到他们。”他身边的随从人员如警卫员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岁大的非得叫叔叔，年岁小的也必须叫哥哥。一位警卫员叔叔跟我开玩笑，我当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