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 第52部分

徐宝珊说，我们是7　月1　日收到这封指示信的，当时省委根据鄂豫皖斗争的实际情况，决定暂不完全脱离苏区，采取徐海东同志的建议：内线运动持久战和外线游击速决战并重的方针，在徐海东同志率领下，红二十五军像一条游龙，腾云驾雾，自由往来于敌人林立的碉堡之间，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又开辟了以朱堂店、陶家河为中心的两块游击根据地，鼓舞了鄂豫皖边区军民的革命热情，给张学良的东北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他三个月剿灭红军的妄想。当时，省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该讨论一下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了。中央2　月指示信分析的鄂豫皖苏区的形势，我看对现在更为适宜。指示信中还明确提出了：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条件：⑴敌人力量比较薄弱；⑵群众中革命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⑶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

应根据这一原则及中革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　　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1934年2　月12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徐宝珊继续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军事训令中指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应创造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积极地向外线发展，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1934年6　月1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训令》。）

据此，省委对战略转移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研究，并做了一些这方面工作。现在到了坚决拿出战略转移决心的时候了。

郑位三同志用平和的语气，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红军主力要做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减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也要使主力红军得到发展，留下的部分武装能够长期坚　　持，也能够保存老革命根据地。（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　页。）

徐海东果断地说：“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在这次会议上徐海东被增选为省委常委。他说：“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热情仍很高，但是，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清剿’，不管是人力，还是物力都受到了严惩摧残。参加红军的人员迅速减少，而且年龄普遍偏低，有的村庄只有老弱伤残的群众，没有一个适合当兵的。若是以前，红军打这么多胜仗，我们的队伍绝不会还是三千多人，肯定早发展到一万多人了。这样下去，不进行战略转移，不利于红军主力的发展壮大。所以，我想，选择新根据地时，除了中央提出的三条外，还应加上当地或者周围群众数量多这一条。再说，红军的给养也是个重大难题。根据地的村庄，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春耕时种不上田，秋收时被地主团丁抢走，群众自己也没吃的。只靠到外线抢敌人的粮，有时要付出巨大代价，还接济不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将来到新的根据地，一定要想方设法自己生产些粮食，以备急用。”参加会议的人。个个觉得徐海东的一席说得有道理。一个窑工出身，只读过三年半私熟的虎将徐海东的政治素质和理论分析的能力还真高呀！

吴焕先打趣地说：“我们的老虎军长成了政治家了！海东同志分析得入木三分。当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鄂豫皖根据地的严惩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随着冬季的到来，还有可能更为严峻。在沿边地区恢复老根据地与一辟新根据地，经过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效都不大，都不巩固。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够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将会继续削弱，而且还有被消灭的可能。现在必须马上转移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谋求更大的发展。”二十七岁的吴焕先政委以他高超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会议一致认为：向东、向南、向北都不适宜，向西则比较容易发展。会议决定：⑴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⑵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地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⑶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⑷留省委常委高敬亭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最后讨论军队整编时，徐海东欣然地主动说：“听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领导过大冶兵暴，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他文武双全，比我这‘青山大学’毕业的军长肯定高明。为了不再让红二十五军军长！”

“中央派他来是当参谋长的！你就别推了！”省委书记徐宝珊劝道。

“还是让他当军长，要不我当副军长，给他当助手。”徐海东诚恳而坚定地说。

“海东同志的这个提法我同意！”有人说。

最后在徐海东的坚持下，程子华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同时，任命吴焕先为政治委员；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戴季英为参谋长。

徐海东异常留恋生他、养他、育他的大别山。自从11日省委作出战略转移后的几天里，徐海东一有空就独自站在山顶，想把起伏连绵的山峦、九曲回转的沟壑，一一刻在心里，永不磨灭；想把激烈壮观的战斗、开人子分粮的情景，一一印在头脑中，作为精神动力；想把纯朴善良的人们、情意缠绵的妻子留在记忆里，以示怀念和慰藉。

大别山、鄂豫皖，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村一湾都是这样熟悉、这样亲切。我徐海东是大别山的儿子，是鄂豫皖人民的儿子。我不会忘记这里的！我会永远记住这里的！大别山的亲人啊！不要难过红军还会回来的，我徐海东还会回来的。只是此去征途千万里，何日重返难说定。再见吧，大别山！再见吧，鄂豫皖！啊！还有我那徐家窑，那散落在山坡上的房屋，那依山而筑的窑孔，那维系生命的盆盆罐罐，好多年没再见到了啊！我那劫后余生的哥嫂叔侄、我那惨死敌人屠刀下的老母及徐家几十口英灵，我的身子是离你们越走越远了，但我的心还和你们在一起啊！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革命、属于红军、也永远属于您——大别山、鄂豫皖，我的亲人们！

徐海东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再加上远征，任务艰巨，有时不免有些忧悒不乐，有的在背后悄悄议论：“徐军长怎么变成副的？”

“听说他自己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

徐宝珊和吴焕先等，听到议论后，做些解释工作。绝大部分想念省委的决定，相信徐海东的为人。但是，不明真情的多嘴者，少不了在背后说三道四。徐宝珊深知徐海东秉性刚强，又爱急躁。这天，见到他便说：“海东，你听见了没有，有人说你的闲话哩！你可别太在意呀！”

徐海东早就听到一些闲话，但没放在心上，他想：我徐海东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中长大、也不是在一片阿谀奉承中长大，我一生光明磊落，身子正不怕影子歪。如今见省委书记来安慰自己，不觉有点好笑，便笑着说：“你把我当成娃儿啦？！当军长是打仗，当副军长还是打仗。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从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我祖辈是烧窑的，要不是革命，我不还是个穷窑花子嘛！至于我闹不闹情绪，宝珊，你心里应当有数。年轻的时候，还有勇气从正团长下来当副团长呢！现在又长了几岁，难道还不如以前了嘛！更何况是我自己提出的呢！……”

不等徐海东解释完，徐宝珊很不好意思地打断了他讲话。这一番出自内心的真挚而诚恳的话语，不是一般阳奉阴违、投机取巧的人所能理解的，作为省委书记的徐宝珊甚为感动。他想，对这样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革命同志，再去安慰，科是对他的污辱。于是，也取消了在干部会上对徐海东任免一事进行解释的想法。

1934年11月16日傍晚。豫东南何家冲。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宣言》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加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从何家冲出发，揭开了红二十五军独立自主的战略转移——长征的序幕。

1934年11月18日。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

蒋介石静坐在红色单人沙发上，呷了一口参茶，平静地问：“汉卿，徐海东匪部，现在何方？”

张学良端着茶的手一颤，茶杯差点落在地上，偷眼看了一下蒋介石，小声说：“委员长，您不是知道了吗！”

“我要‘剿匪’副总司令亲自向我汇报！”蒋介石有些怒气。

“是！委员长！”张学良在蒋介石没发怒前觉得有些愧对蒋介石，心里有点内疚；但当蒋介石要责怪他时，他就异常平静了，因为“剿共”打败仗你蒋介石是首当其冲，何况，我毕竟将豫鄂皖红军主力徐海东部赶出大别山，夺路西逃，这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功劳吧！于是，他拿出军人应有的嗓音，一字一板地说道：“经过东北军指战员三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使豫鄂皖红军主力徐海东部无立锥之地，只好夺路西逃。17日晚，徐海东匪部由信阳城南的东双河至柳林之间越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