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化上的损失。我们应当承认自己在与文明世界对抗中的失败，要么我们应当占据符合自身实际的位置，要么让整个世界都不再认真对待我们。”
但是，这种妄自菲薄只会加深人们很客观地对俄罗斯及其武装力量那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的印象。一些社会心理学专家提出疑问，将几百名“库尔斯克号”遇难官兵亲属从整个独联体地区请来，集中到维佳耶沃是否真有必要？莫斯科社会心理学院副院长柳德米拉·沙连多指出：“当灾难发生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有恰当的态度。但是，也该是在紧急情况下学会正确定位的时候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何才能保持理性呢？首先需要特别努力，避免那些受到同样震撼的人们集中到一块儿。对于这一点，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了解。然而，做出各种决定的人们，有时会进一步强化那些心理噩梦。”
西方出版物对“库尔斯克号”悲剧的反应，属于需要单独讨论的个别问题。许多报纸和杂志将各自尖锐的批评矛头朝向俄罗斯新总统。德国报纸《每日时报》写道：“……别再羡慕普京总统。对他来说，巴伦支海悲剧事件的后果可能已经再也无法挽回。问题不仅在于，普京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变得灰暗，人们对新总统产生了失望情绪，更主要的是，关于其施政能力的疑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但是，大多数西方分析专家更在意对俄罗斯武装力量，首先是其战略核力量的状况提出质疑。早在悲剧的最初几天里，西方通讯社散发了前美国海军情报著名活动家之一皮特·哈奇塔乌森的声明：“我很奇怪，这件事情怎么没有更早地发生。整个这支舰队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事故源。由于资金不足，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沉沦，无法保证为自己的水面舰只和潜艇提供应有的养护。” 西班牙《世界报》更尖锐地认为：“‘库尔斯克号’是俄罗斯军事和经济衰落的表现。无论巴伦支海悲剧的原因和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俄罗斯海军核潜艇资源将不复存在。”
在这些有关俄罗斯陆海军艰难处境的分析报道中，无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都过于肤浅、流于表面化，结论做得为时过早并且很不客观。有如其他战略武装力量一样，俄罗斯不会放弃强大的海军。有一些观点认为，俄罗斯拥有的是它无力管理的武器，“俄罗斯的未来在于解散那些军工综合体，而不是像普京当选前所许诺的那样，要加强它”。没有必要对这些观点做出特别的评论，因为它们的动机非常清楚。一家美国报纸甚至忍不住提出“法律上的建议”：“应该将那些‘库尔斯克号’灾难责任人送上法庭，而陪审团成员应该由遇难水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组成。”
而如果今后对灾难详细调查证明，导致俄罗斯潜艇沉没的罪魁祸首是监视巴伦支海军事演习的某一艘美国潜艇的话，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德国的《艾斯林根报》要客观一些。这家报纸写道：“不要总是认为我们西方能修正所有技术问题。仅仅在三周前，曾被认为是西方技术奇迹的‘协和’飞机就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我们应当宽容，因为只要是由人来控制操纵技术的地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出现错误。尽管那些错误的后果并非总像在‘库尔斯克号’身上发生的事件一样凄惨，但人本身就永远是灾难的原因。”
巴伦支海悲剧发生过后不久，一架空中客车“A…320”客机在波斯湾坠毁，来自20个国家的143名乘客遇难。要知道，这一欧洲联合生产的飞机曾被认为是性能最为可靠的飞机之一。2000年夏，英国“泰尔列斯号”潜艇在地中海海域遭遇事故，潜艇的一个核反应堆毁坏，停靠进直布罗陀海峡寻求帮助。更早的是在2000年初，在纽约近郊，一架大型“波音”飞机坠毁。调查结果表明，这并不是一起由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行动——像最初报纸报道的那样。事实上，这是由于一个发动机部件出现常见的短路所造成的。
不过，2000年最严重的技术灾难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列索道列车上。当索道列车攀升到海拔3200米、距离奥地利小镇卡普隆不远的一座山顶时，该列车最后一节车厢进入隧道前的几秒钟突然发生火灾，就造成了155人死亡，其中有一些儿童，他们要么是被活活烧死，要么是窒息而死。而事实上，这种索道列车被认为非常可靠，但上面连基本的灭火器都没有配备。短路还曾导致莫斯科市奥斯坦丁诺电视发射塔的大火，也是发生在2000年8月。
不过，尽管这一次也有人曾经不乏相似企图，但最终没有因为这起灾难而指责说俄罗斯联邦总统有罪责。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1）
“普京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2000年1月底，俄罗斯派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当有人问起了标题这个问题时，代表团成员只能无奈选择沉默。对于俄罗斯未来新总统在经济方面的优先考虑方向，甚至就连一些到瑞士出席世界经济问题非官方讨论的政治家和实业界人士也知之甚少，说不出个所以然。至于普京的外交定位和风格，那就更不清楚了。
在1998～1999年间，由于走马灯似的更换总理和叶利钦总统频频生病，俄罗斯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极不稳定。2000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普京虽然身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但当时他的职权和威望都不足以确定外交政策的某些新方向或重点、解决前些年积攒下来的诸多问题。
早在1999年秋季和2000年初的几个月里，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家进行过许多次会晤。不过，这通常不是最高级别的会见，外国国家领导人到访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俄罗斯局势，希望结识俄罗斯新的领导人，而非磋商和签署新协定。这很好理解：俄罗斯国内不仅有政治制度的更替，而且还有政治人物的交接。1998～1999年，没有一个西方分析中心预见到俄罗斯会由像普京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家来领导。他们罗列了一个多达10～12个名字的名单，但那上面没有普京。就连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对普京也是一无所知。
现在，政治家和商业界人士，政论家和新闻记者都在认真研究俄罗斯新领导人。早在1999年10～12月，西方报刊就曾发表过上百篇关于普京的文章，其中包括许多抨击有关普京曾在“特工机关”工作过的内容。不过，在他们感到愤怒和痛苦的同时，也对俄罗斯新领导人表现出了好奇和浓厚的兴趣。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在争夺叶利钦总统位置的战斗中，普京出人意料地杀出重围，走到了前台，他将赌注压到了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之上。他是一位职业间谍，是长期供职于作为冷战前沿的民主德国的克格勃情报官员。普京在公开场合给人以矜持、严肃、冷酷的印象。凭着‘冷酷小伙子’的外形，他利用了俄罗斯人心中拥有的那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愤懑情绪。他赢得了自认遭到羞辱的武装力量的效忠。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普京的政治前途远大。”
法国巴黎的《费加罗报》则认为：“在刚刚过去的100天时间里，弗拉基米尔·普京牢牢地掌握了权柄。就在前不久，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活动家，没有任何人会将赌注押到他的身上。而现在，几乎在所有的民意测验当中，他都领先于自己的对手。这位前克格勃的特工成了车臣战争的掌旗人，将车臣军事行动的责任由自己一人承担。他赢得了全社会和将军们的支持，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开辟了一个广泛的空间，赢得了前所未见的知名度。所有自由派政党的代表争先恐后地聚集在他的麾下，听从调遣。就连被认为是他最明确的反对派，如根纳季·久加诺夫、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也无一例外地不反对与他合作。事件发展变化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普京可以在所有方面都展现自己的魅力，这可以帮助他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独立于‘家族’集团之外。”
德国《每日新闻》指出：“普京不具备超凡脱俗的魅力。他讲起话来声音不大，但却清晰、明了，不喜欢打手势。有时他也开开玩笑，幽默一下，但很快就会变回严肃的样子。普京不会让老百姓感到尴尬，而这在叶利钦那里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尽管他性格内敛，但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的果断和尊严，而民众们喜欢这一点。他的受欢迎程度高得令人惊讶，而对于叶利钦来说那都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车臣战争将普京造就成了民族英雄。” 相似的、但却更矜持一些的评价来自于1999年10～12月与俄罗斯总理会晤和交谈过的政治家们。无论怎样，所有人都认为普京熟悉情况并很内行，而且他很会控制争论。
在鲍里斯·叶利钦主动辞职和决定提前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以后，西方报刊对于普京的关注自然多了起来，但疑虑也不断加深。他们称普京是“充满了未知数的人物”、“神秘莫测的人”、“一张白纸”，甚至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某些报纸将普京描绘成“谜一般的政治家”，他“以令人头晕眼花的速度迅速窜升”，“目标不明确”。一家德国报纸更加令人惊讶，它说“普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能在水面上行走如飞的、有特异功能的人”。
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最有意思的评价来自2000年的前几个月与俄联邦总理有过会晤的西方著名政治家。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曾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这位俄罗斯新领导人，他是年初与普京会晤过的第一批西方政治家之一。托尼·布莱尔特别谈到：“普京智慧超群，他非常清楚自己要为俄罗斯争取什么。”曾经在2000年2月初与普京有过长时间、尖锐谈话的法国外交部长尤比尔·韦德里纳说得更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