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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驶到了东部。我的感情满足更多得到的是破坏而不是稳定，她则闪烁着健康的光泽，颈上一对回肠花圈似的装饰品仍象小伙子一样简单，尽管她身高又增加了两英寸，体重又增加了八磅。我们到过每个地方。实际却一无所览。今天我总认为我们漫长的旅行不过是用一条迂回蜿蜒的粘土路亵渎这个迷人、诚信、梦幻殷、广阔的国度，回想起来，它对于我们不过就是破旧地图、毁坏了的旅游书、旧轮胎以及她深夜的哭泣——每天夜晚，每天夜晚——的一份收集——那时我总是假装睡着了。
第十二章
穿过光亮和阴影的交织装饰，我们驶到塞耶街十四号，一个阴郁的小伙子递给我们钥匙和加斯东的条子，他为我们租好了这幢房。我的洛对她的新环境瞥也不瞥，本能地朝收音机走去，漫不经心地扭开旋扭，又本能地往堆有一批旧杂志的卧室沙发上一躺，随后以同样盲目却准确的姿势将手伸进灯桌的下面，把杂志放了下去。
只要能把我的洛丽塔锁住，我确实不介意住往何处；但是，我想，在我和茫然的加斯东书信交往过程中，他模模糊糊地提到了一间爬满常春藤的砖房。实际上，那地方和黑兹家很相象，这却令人失望（相距仅四百英里），也是同一种晦暗的灰色砖墙，木瓦屋顶以及暗绿色麻布遮日蓬；内中房间虽然小些，但其厚绒布——薄金属板风格更为统一，房间格局却也基本一致。只是我的书房大多了，从地到天排列着约两千本化学书，我的女房东（此时休假去了）在比尔兹利大学教化学。
我希望比尔兹利女子学校是所昂贵的日校，能额外赠送午饭，有完善的体育馆，在锻炼所有这些年轻身体的同时，也能对她们的智力给予正规教育。加期东·戈丁对美国情形的判断很少正确，曾提醒我这所教育机构很可能放出的女学生都象他以一个外国人对这类事情的好恶所评价的：“拼写不必太好，但嗅觉必须灵敏。”我认为她们甚至还没有这种成绩。
我初次和女校长普拉特会晤，她夸赞我的孩子的“漂亮的蓝眼睛”（蓝色！洛丽塔！）以及我和那位“法国天才”的友谊（天才！加斯东！）——然后把多丽交给一位科莫兰特小姐，她皱起了眉头，象是沉思说道：“亨伯德先生，我们并不急于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书呆子或能够脱口说出和写出谁也记不住的所有欧洲首都，或牢记那些已被遗忘的历次战争的年代。我们关心的是儿童适应群体生活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强调四个”D“：戏剧、舞蹈、辩论和约会。我们面临许多特定的问题。你快活的多丽很快将编入的那个年龄组，对她来说约会、赴约、约会服装、约会书籍、约会礼节意义重大，就如同，比如说商业、商业联系、商业成功之于你的意义，或我的女孩子们的幸福之于我的意义。多萝西·亨伯德已经卷入了社会生活的总系统，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那系统都包括热狗摊、街角的药房、麦芽糖和可乐，电影，方步舞、海滨毛毯会，甚至还有发式观摩会！当然，比尔兹利学校是禁止其中几项活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引导其余的进入更富建设性的方向。但我们确实是尽量漠视云雾，直接面对阳光。简单说，我们采取的教育手段对交流思想比对写作技巧更感兴趣。就是说，我们敬仰莎士比亚和其它事物。我们要求我们的女孩子们自由地与周围活生生的世界交流，而不是一头扎进发霉的故纸堆里。或许我们仍是在摸索，但我们是理智地摸索着，象妇科医生诊断肿瘤一样。亨伯格先生，我们是以生物体和社会团体的观点进行思维的。我们已经清除了传统上是赠给年轻女子的大量无关紧要的格言，这些格言很早就显出与她们将来主宰自己的生活——愤世嫉俗者还会加上一句——以及她的丈夫的生活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格格不人。亨伯森先生，我们这么说吧：一颗星球的位置固然重要，但冰箱摆在厨房里最实用的地方对于未来的家庭主妇也许更重要。你说你希望女孩从学校获得的一切就是扎扎实实的教育。但我们所讲的教育意味着什么？过去，它主要是口头形式的；我是说，你可以叫孩子背下一部百科全书，他或她能消化学校所能给予的一切知识，甚至更多。亨莫博士，你是否想到，中世纪的约会形式对于现代青春期少年已不如如今的周末约会有生命力（霎眼）？——说句玩笑，我听说比尔兹利大学的精神分析学家数日前还允许自己约会了一次。我们不仅生活在思想的世界，还活在物质的世界。不经实践的言辞是空洞的。多萝西·亨莫森怎么能对希腊和东方人的奴隶和妾室感兴趣呢？
这场演出令我甚为惊奇，但我对两位和学校有关的聪慧女士谈时，她们都断言女孩子的读书之风确实很盛，所谓“交流”的原则多少近于大吹大擂，目的是给旧式的比尔兹利学校增添些许现代特征，尽管实际上它仍一本正经如同对虾一样。
这所学校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说来一些读者可能觉得好笑，对我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这么长大的。街对面，就在我们屋子的前边，我注意到有一条长满野草的荒沟，还有些五颜六色的灌木丛、一堆砖头和零星几块厚木板，以及低质的淡紫色泡沫和镀铬的秋天路边花；从那条沟恰巧能看见与塞耶街平行的一条微亮的学校小径，紧挨着着就是学校运动场。除了心理上的舒适以外，这种错落有致可使多丽的一天与我自己紧密相连，我立刻预见到我将拥有的乐趣：通过高倍数双筒望远镜，我能从书房兼卧室欣赏课间休息时在多丽周围玩耍的其她女孩子，能按统计学的方法，分辨出她们中间性感少女的比例；不幸的是，就在开学的第一天，工人们来了，在离沟不远的地方修了围墙，不久，一座黄褐色木制建筑又在围墙外边立了起来，完全挡住了我的幻境；但当他们刚刚装上足以破坏一切的材料以后，那些荒唐的建筑工又宣告暂停，再未露面。
在塞耶街上，在富有学术气息的小城镇一片绿色、淡黄｜色、金黄｜色的居住区，人们肯定会碰到几个友善的快乐汉突然冲你大叫。我为自己和我们恰到好处的关系程度感到骄傲：彬彬有礼又保持距离。我西门的邻居，过去可能是商人或大学教师，或身兼二职，只在给新花园理枝或给小汽车冲水，或晚时给汽车道除霜时（我不在意这几个动词是不是全错了）偶尔和我说说话；我简单的咕噜声，听上去分明象表面的赞成，或对他说完话后的空隙感到疑惑而作一填补，完全排除朝亲密关系发展的任何可能性。杂草丛生的垃圾对面的两间房，一间是关着的，另一间里有两位英语教授，穿苏格兰粗呢，短头发的莱斯特小姐和红颜已褪的费边小姐，她们在路边散步和我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上帝保佑她们的机智！）我女儿的年轻、可爱和加斯东·戈丁的天真魅力。我东门的邻居，一个尖鼻子、相貌平常的家伙，远远超过其它人是最危险的，她的已故哥哥曾作过那所大学的“教学楼兼运动场管理员”。记得有一次我恰好站在客厅窗边烦燥不安地等候小爱人放学归来，正看见她半路截住了多丽。那可僧的老Chu女试图将用良好祝愿的美妙面具掩藏她好窥人隐秘的病态心理，她站在那儿，靠着一把细长的雨伞（冰雹刚停，一轮冰凉、湿润的太阳闪了出来），多丽，尽管天气阴寒，还披穿着她的褐色外套，堆成的书抱在胸前，在笨重的威灵顿长靴上边露出她粉色的膝盖，一副受惊小绵羊式的微笑从她小翘鼻的脸上掠过又消失，那脸——或许由于惨淡、寒冷的光线——看上去几乎是苍白的，用德语说，就是乡下姑娘的模样，她站住应付东屋小姐的问题，比如“你母亲呢，亲爱的？你可怜的父亲是做什么的？以前你住哪儿？”另一次，这讨厌的家伙用一种哀请的声调向我搭讪——但我避开了；几天以后，她送来张便条，装在画蓝边的信封里，毒液和蜜糖的漂亮混和物，她邀请多丽星期天去她那儿，可以蜷卧在椅子里读点“我作孩子时，我亲爱的母亲送我的一大堆书，而不是整夜让收音机轰轰吼叫。”对于杂役女佣兼厨子的霍利根太太我也要多加提防，她和一架真空吸尘器都是我从前一位房客那儿继承下的。多丽在学校吃中饭，因此这倒问题不大，我另外还能熟练地给她弄好丰盛的早餐，会将霍利根太太离开前做好的晚饭加热。
这个善良无害的女人，感谢上帝，有只严重近视的眼睛，看不清细小物，况且我又早已成为伟大的铺床专家；不过我还在被那种感觉所困拢，唯恐在什么地方留下了什么要命的纰漏，或是，霍利根来时恰好碰到洛也在；这种情况不常有，但假若有一次，头脑简单的洛就可能会在畅快的厨房闲聊中，受了她殷勤奉献的同情的诱惑。我经常觉得我们是生活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房中，随时都可能有薄唇的羊皮脸透过因粗心而忘记拉帘的窗户往里窥看，企图瞥见到什么大多数窥亵狂必须小有破费才能看到的事情。
讲讲加斯东·戈丁。我乐意——或至少是释然地容忍了——与他为伍，主要原因是他这豁达的人对于我的秘密的态度给了我绝对的安全感。不是他知道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