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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抽球很猛，很平，用她平常总是不费力气的一掠，就送我许多低球——节奏谐调而清楚，几乎将我的脚步动作简化成一个转圈不必左右奔跑——打得好的人能懂我的意思。
我的大力发球是家父所授，他还是向他的老朋友，大冠军德卡格或博尔曼学的；如果我真想找她的麻烦，这发球就一定能够她一呛。可是我为什么要气坏这么个清澄的宝贝呢？我说过她裸露的手臂上有八颗种痘的疤痕吗？说过我爱她无可救药吗？说过她只有十四岁吗？
一只好奇的蝴蝶飞过来，降落到我们中间。
两个穿网球短裤的人，一个红头发的小伙子大概比我小八岁，小腿被太阳晒得粉亮粉亮，另一个怠倦的黑女子，忧郁的嘴角，坚涩的眼睛，比洛约大两岁，不知是从哪儿钻了出来。象一般虔诚的新手一样，他们的球拍包着套，装在木夹里，他们那样子仿佛拿着的不是特别膂力自然又舒展的外延，而是铁锤或大口径散弹短枪或铁钻，或象我自身累累罪孽。他们非常不恭敬地坐在球场边我放衣服的一条长凳上，继而开始自由地发表着他们的赞赏，赞赏洛天真地帮我坚持下来的大约五十个来回——直到出现了一次中断，她气喘不止，正击的一球跑出了场外，于是，她渐渐化入迷人的欢笑，我金色的宝贝。
那时我觉得口渴，就朝饮水处走去；一辆“红头发”跑过来，一副谦恭样，请我们打混和双打。“我是比尔·米德，”他说。“这是费伊·佩奇，女演员。《马菲在说》——”他加了一句（用他可笑的连套带夹的球拍指着已经和洛丽塔攀谈起来的费伊）。我正要回答说“抱歉，但一一”（因为我讨厌让我的小母驹卷入与生手的较量），忽然一声特别悦耳的喊叫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一位侍者跑下饭店的台阶朝球场而来，一边还对我做着手势。对不起，我有个紧急长途——实际上太急了，电话线正等着我。当然。我穿上衣服（内兜里是沉沉的手枪），告诉洛一会儿我就回来。她捡起一个球——以那种欧洲大陆脚式拍球戏的方法，那是我教她的拿手好戏之一——笑了笑——她对我笑了笑！
跟着那男孩走上饭店，一种可怕的平静使我的心飘忽不定了。用句美国话说，报应、病苦、死亡、永恒都是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无意义形式出现，此时便正是如此。我把她交给了生手，不过现在已很无所谓。当然，我要斗争。噢，我要斗争。最好毁灭一切，不再向她投降。是的，真是个上升。
到了柜台边，一位严肃正经、长着罗马鼻的男士递给我一张纸条。我暗想，他的过去可能是隐晦的，专事奖励调查研究的。电话还是接断了。字条上写着：“亨伯特先生。博尔兹利（原文如此！）学校校长打来电话。夏季别墅——博尔兹利2…8282。请马上回电。万分重要。”我走进电话亭，吃了几片药，和大气中的幽灵差不多斗争了二十分钟之后，解决问题的四重唱渐渐清晰可闻了：女高音，比尔兹利没有这么个号码；女低音，普拉特小姐正在去英格兰的路上；男高音，比尔兹利学校没打过电话来；男低音，他们不可能这么做，因为谁也不知道我那天恰在科罗拉多州斗士城。经我的追逼，那罗马鼻子只得去查寻是否有长途电话。根本没有。只能是从本城某个自动号码盘打来的，伪称长途电话。我谢过他。他说：好说。我拜访了麦莱酒男士的居室，又到酒吧喝了杯浓酒，就走上回去的路。刚刚下了第一层楼梯，我便看见，远远的底下的网球场看上去就象块小学生乱涂过的石板，镀着金辉的洛丽塔正在那儿打双打。她就象美妙的天使穿梭在三个可怕的笨蛋中间。其中有一人，是她的搭档，换位时，开玩笑似地用球拍朝她的后边拍了一下。他的圆脑袋很突出，穿着与上衣极不相称的褐色裤。突然一瞬间的骚乱——他看见我，扔掉球拍——我的！
——快步上了山坡。他摇着手腕和胳膊肘，滑稽地学着早期的飞机模样，弯着腿朝公路上爬去，他的灰色轿车正在那里恭候。一转眼他及他的灰色就无影无踪了。我下来时，剩下的三个人正在收拾，挑捡着球。
“米德先生，那人是谁？”比尔和费伊，两人看样子都很茫然，播了摇头。
那冒失的入侵者闯进来打双打了，是不是，多丽？
多丽。我球拍的把儿还是温热的，令人恶心。回饭店之前，我领她进到一条小路，小路被芳香的灌木覆盖着，鲜花象烟雾一样，我刚要发泄一场酝酿成熟的大哭，并以最卑屈的态度祈求她澄清一切缠绕我身边的尴尬事；这时我突然发现我们就在米德二人身后——匹配的人，你知道，在旧式喜剧里总在很抒情的情致中相会。比尔和费伊都笑得有气无力——我们终于成了他们的秘密笑柄。不过确实无关紧要！
说来好象真地无关紧要，显然，假定生活就是以它惯例快乐自动旋转着，洛丽塔说，她想换上一套泳衣，下午余下的时间都要泡在游泳池里。
多么灿烂的日子。洛丽塔！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