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当张志新的名字出现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种媒体之中时，整个社会震惊了！无数双善良的眼睛面对张志新美丽的眸子流下了泪水，一时间，人们用泪水写下的诗歌传诵在中国大地：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
“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对准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面，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以电报形式发到后者手中，其中谈到蒋最爱的言论：“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国家。”大加赞赏说：“旨哉斯言，何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待；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廖还在信中说：“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清希珍重，伫候复音。”
唐德刚说：“中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约再有三、四十年，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此为他一生治史之结论：“三峡论”。
少数骗子统治多数哑子（2）
李敖说了这么一句话：“神话有三种：第一，盘古开天地；第二，台湾独立；第三，台湾反攻大陆。”
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
陈光甫说：“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上海银行是苦出身。”“银行一事是为耐劳守苦者终身之职业，但绝非吾人投机发财之地。”
冰心晚年，当人问起她的近况，总是平静地说：“我是坐以待毙。”既是毙，也是指币，表示她坐等稿费的来临。
当时有人问美国越战纪念碑设计者林璎：“你认为人们会喜欢你的设计吗？”林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他们会被感动。”
沈君山为人称台湾四君子之一，他早于邓小平主张“一国两制”，后为区别邓公国策，称为“一国两治”。
于省吾说：“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
启功常有妙语，他的“自叙”：“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识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从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
启动又有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湊。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世道第十七
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
甲午战争前，中国和日本在朝鲜进行较量。中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在保护方面措置失宜，使日本得寸进尺，清军从朝鲜退到辽东，屡战屡败，屡败屡退，当时有歌谣讽刺：“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
徐大椿作《道情诗》说：读书人，最不济，读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三通四通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过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只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维新变法失败，袁世凯以两面派手段得到慈禧赏识，升官发财。当时社会上曾有民谚，语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清末，京城流传顺口溜说：太医院的药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禄寺的茶汤，銮仪卫的刀枪，金鱼池的婆娘。讥讽它们中看不中用。
清末以来，中国人被骗被拐去海外做苦力者无数，这些人被称为“猪仔”，有如今日偷渡客一样。当时闽粤人的孩子，到了16岁，为父兄的便特别戒严地吩咐说：“行路时须警惕着，提防别人拐你去卖猪仔！”倘若子弟出外不返，或一时失踪，第一个判断必定是说：“哼！又被人拐去卖猪仔了！”
晚清时候，袁世凯、张之洞、岑春暄为最具实力的封疆大吏，陈夔龙说：“时论南皮屠财，项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之名，流传几遍中外。又谓南皮有学无术，项城有术无学，西林不学无术。”
清末宣统初年的时候，曾流行一首“十字清”，谣云：“清受天命，十传而亡。”查清廷由顺治而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以迄宣统，确为十传。又有宣统拆字谣：“日宣三德，历算三统。”解云：“宣统二字，皆暗合三数，而统字又类绝字，清祚其至宣统而绝乎？”果真宣统三年而绝。
民国代替了王朝，似乎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但社会混乱，政治腐败不见减少，且更形严重。其间尤以袁世凯篡权窃国“八十三天皇帝梦”最为丑恶，其时有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辛亥革命后，汉人剪除辫子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张勋顽固，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1917年6月14日，张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子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一时间，有假辫子风行北京城。谁知，真假辫子风行仅12天，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又有歌谣云：“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一战期间，段祺瑞政府从日本借参战款，也练了“参战军”，却未曾派过一兵一卒去参战。他本意是练兵打内战，故时人说他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函电交驰，施行救援。其安徽乡人也不甘人后，识与不识，皆为之说话。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认为陈“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六年后，胡适跟陈独秀提及时还念念不忘：“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
1938年，随着日军的迫近，广州的沧陷迫在眉睫，当时主持广东省、市军政大计的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要员完全束手无策，以致小报上曾出现了这样的笑话：“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抗战结束，劫收开始。当时沦陷区流传不少关于劫收民谣：“河里漂来的（乘轮船前往的）不如地里滚来的（附近坐汽车去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乘飞机去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原来就在那里与汉奸打成一片的特务），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指摇身一变的汉奸自劫自收比什么都快）。”
1946年，台湾省所征税款提高了58倍，据说有一位老人向税务官质问：“你们把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50年的税金都一起向我们要吗？”当时人形容为“狗去肥猪来”，日本人是狗，中央政府委派的贪官则是肥猪，又说：“前门刚赶走了狼，后门又蹿进了猪。”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间把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组织妓女学习劳动技艺，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