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带有根本性的是，她明确地、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从民族民主阶段转上社会主义阶段——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上，她完全赞同1957年提出的“双百”方针。
只有对稍后的反右派运动——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那种扩大化的做法——她表示不安。据一位她的亲近同事说，周恩来曾亲自来对她作了解释（在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时，周常这样做），她接受了。但当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来规定的范围时，她说，她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①
①据李云说，宋庆龄在给她的信中曾流露出这种怀疑，但这些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本书作者于1985年7月15日访问了这位曾在30年代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
1957—1958年的“大跃进”（它预示以群众为动力的高速度工业发展）和“人民公社运动”（它预示更快地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像对许多人一样，在开始时也使她很受激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而历史证明他在中国革命许多关键问题上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她当时那种激动的情绪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也可以从她在北京寓所后院进行“土法炼钢”这一事实中看到。
但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她无法理解对彭德怀元帅的处理①。彭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而且最近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取得胜利。但现在他不但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还在政治上挨整。他唯一的“罪状”就是要求党的领导（通过严格的党组织渠道）注意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消极面，造成许多人筋疲力尽、更加贫困。②
①同注10（李云的谈话）。
②参阅《彭德怀自述》，第281—287页。
概括说来，她完全赞同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以及在1956年前为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采取的各项步骤。但以后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为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极左的运动，使她深感忧虑。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的信念有任何动摇，这一信念就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19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她越来越多地强调这些观点、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在来谈一下在这些年里她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中共提出的。每一重大方针政策交给政府讨论和公布之前，党的一位最高领导人（通常是周恩来总理）总会先去向她通报决策的内容和根据，并征询她的意见。这一作法是出于对一位始终如一的至友和共同战斗的伙伴的尊重，尽管她不是共产党员。
1956年9月，她接到特别的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次）并在大会上致词——她是唯一的一位在大会上发言的非共产党人士，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只是联名向大会致送了书面祝词。
她首先祝贺党“在过去的每一个阶段的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接着，她说：
“像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十天来，我在这里列席……受到很大的鼓舞……
“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很快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不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克服，建立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府。它运用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三十五年间，很大一部分人类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①
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1956年9月26日），《宋庆龄选集》，第364—366页。
宋庆龄本人在1957年4月——当时中国革命已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曾向当时在党的领导人中排名第二的刘少奇表示了入党的愿望（据刘的遗孀王光美后来发表的回忆文章）。在党中央讨论了她的这一要求之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亲自去看她，转达中央的意见。他们告诉她，“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①据说，周恩来讲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②
①王光美《永恒的纪念》一文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5—193页。
②所引周恩来的话曾广为流传，但本书作者尚未找到书面材料。
在这一年稍后一些时候，党对她的尊重有了更进一步的表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她被邀参加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1月间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代表团成员中有邓小平、彭德怀和杨尚昆等）
在莫斯科劳动人民的一次纪念大会上，她在讲话中回忆1927年对莫斯科的访问：
“三十年前的十月革命节，我也曾经同你们在一起。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为了抗议对孙中山遗嘱和中国革命的背叛，被迫离开了我的国家。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苏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全部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我们的革命虽然当时处于低潮，但是它会再一次高涨起来，人民是会胜利的。而在今天，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①
①《人民日报》，1957年11月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72页。
在这次聚会上，正如上一年在中共“八大”上，她会见了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中有一些是她所一直敬仰的，如西班牙共产党女领袖、笔名“热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在回京后给本书作者的热情洋溢的信①中，她着重谈了两点。一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和特点。在各国党代表团中，只有中国党代表团有非党人士参加（除宋庆龄外还有诗人、学者郭沫若和小说家茅盾）。这一点说明“中国人民在当前时期的高度声望以及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二是她对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热切期望：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57年11月30日。
“六十四个党的联合声明读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第二个《共产党宣言》？它必然会产生同第一个宣言一样的影响——激励全世界人民为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而奋斗。”
她这一次带回来送给本书作者的礼物是经过挑选的回忆列宁的书籍，一本本都是厚厚的，还附有许多插图。
（四）人民外交
在这些年里，宋庆龄在公共生活中的越来越重要的（有时成为主要的）工作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外交。
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有几个不同领域。她努力促进中苏友好，扩大和加强同现在称为“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美国家的友谊纽带。她积极从事于世界和平运动。她还培育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及日本人民的联系，这种联系现在暂时大大削弱了。她还特别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同外国妇女界的联系。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她在亚洲的工作是最为突出的。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无一不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一贯支持和配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她从1949年新中日成立以来就开展的人民外交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北美、中美和甫美共37个国家的400名代表。宋庆龄作为东道国中国的代表团团长，致了开幕词①。
①《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1952年10月2日），《宋庆龄选集》，第315—321页。
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一开始就把这次会议同上一次会议作了对比，在上一次会议上她也担任中国的首席代表。她说：
“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来，有着显著的不同……我想把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我们在上海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和各位简单谈一下。①
①有关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本书第十三章有详细叙述。
“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中国的）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之下，实际上是在怂恿着侵略者。同时它已对中国南部的人民解放区发动内战，并且向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动当局……从各方面向我们（筹备和平会议的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没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我们既然被迫放弃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