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成为军事独裁者）、汪精卫（约20年后在中国为反抗日本侵略而进行的生死搏斗中他当了大汉奸）。还有一些人原是孙的党员，后来却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始人和老战士，如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董必武（后来同宋庆龄一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吴玉章和林伯渠（他们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等。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变色龙似的人物，他们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又回到国民党，最后叛国投敌、充当汉奸，以至身败名裂。革命和反革命就是这样充满着复杂性。
在日本朋友中有英勇的宫崎寅藏（滔天）和助益良多的梅屋夫妇（在孙宋婚礼上，孙中山和梅屋庄吉、宋庆龄和梅屋夫人分别结拜为义兄弟、义姐妹。梅屋在晚年因反对日本军部发动侵华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迫害。）当然也有些人后来走上拥护武装侵略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当时在日本的西方人中，我们在资料中没有发现有人接近孙、宋夫妇。但他们同美国和欧洲的老朋友保持着热烈的通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在日本的俄国政治流亡者的接触，当时这些人都是反对沙皇制度的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他们常常会晤来自现在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者。“到我们在东京青塬行家中来的印度友人有布斯、穆克其、罗伊、莫吉姆巴和查特其。”庆龄后来写道，“有时他们借钱给我们，有时我们还他们钱、还借钱给他们。”①她还提到常有流亡在日本的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者到来。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
从政治上和历史背景来说，宋庆龄同孙中山的婚姻是为同一目的奋斗的中国两代革命者的结合。他是一个年将五旬的老战士，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锻炼，也带着失败的创伤，但战斗意志毫不动摇。她是一个羽毛未丰的新手，却在渴望着投入战斗。
在文化和观念上，他们两人在当时都属于最现代化的中国人和亚洲人。这一方面是就世界意义而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是现代的爱国者。他们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教育和社会各方面赶上最发达的国家，并进而超过它们。但他们知道，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进行革命斗争以恢复和完成中国已被严重破坏的独立并在国内消除封建主义。
孙中山当时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他在1914—1916年亲笔写给詹姆斯·戴特列克的英文信中①。戴特列克是一个美国企业家，想对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投资。这些信不但说明了他心目中的先后顺序，并且指出了目标：中国摆脱所有外国控制、取得独立。
①见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图书馆1942年编印的《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共复印100本，供私人流通）。有些作者在研究这些重要信件时常常过多地注意到其中一些不切实际的细节（由百货公司控制商品流通等等）而忽视了根本的意向。
在1914年8月的信中，他表示反对为袁世凯提供任何外国贷款：“任何人支持这个头号谋杀犯都是极大的冒险。中国人民将痛恨那些经常资助他们的公敌的资本家，并且会把袁世凯可能允诺的任何条件一笔勾销。”“我要寻求那些正直的、愿意在中国革命战斗结束之后帮助进行建设的人……革命有两部份任务，一部份任务是战斗，这是易事，但另一部份建设任务却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他预言道，革命之后，“因为缺乏资金，所有贸易都将停顿，在中国尤其会如此，因为全国商业中心的交换手段都为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所控制……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种控制，我们就将永远不能独立，而袁世凯不过是外国银行的工具……新政府必须准备控制贸易，这样我们才能使用我们愿意用的任何种类的货币，从而排除外国银行，获得自主……”
孙中山要求戴特列克寻找外国资金和外国的“组织及经理人才”，他建议在某些企业中可以一半是外国资金、另一半是中国资金；管理人员先用外国人、再逐步换成中国人。但孙中山明确提出，前提条件和最后目标都是中国的独立。他写道，“我急于要使中国脱离这种混乱状态并再一次建立起秩序和权力。”
孙中山寄居日本，也在那里寻求支持，但他冷静地分析道，“在英日同盟的条件下，日本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友善，但日本人民对我们、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决心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他们正是通过这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当有人问她为什么嫁给孙中山时，她总是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从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体现这种精神的人。她对斯诺说，这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①一个中国友人引述她在本世纪20年代说过的话：把她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要高于通常的爱情”。②一位外国作者恰当地总结说，她把自己的生命同孙中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把爱情的理想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③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爱情，并随着时间而增长，变得深沉且永不褪色。这可以从以下一些事实中看到：孙中山病逝后，她哀痛欲绝；孙中山所有的个人遗物和纪念品，她都细心地保存；每逢孙中山忌辰，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屋里沉思，不外出参加任何公众纪念集会。但他们之间最坚强和永不凋败的感情基础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这种共同的理想随着历史的演进不但保存下来并且有所发展。
①《斯诺文集》第一卷《复始之旅》，第104页。
②据曾在1927—1929年同她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过的章克后来回忆，宋庆龄曾这样说。
③同注4。
他们的共同立场能够消除“代沟”，而且也确实消除了。因为中国的复兴不是一代人、而且两代人、以至几代人的事业。他们的结合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斗争：克服流亡条件下的困难，应付宋氏家庭及教会方面出于情绪和宗教原因的反对，对付政治上的敌人，解除孙中山的一些战友们关于他们的婚姻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的疑虑（尽管孙的大多数战友同意或很快接受了这桩婚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他们相互衡量并了解对方，他们的结合就是这样形成并永不削弱的。
1916年春，随着袁世凯政权的倒台，他们的流亡时期结束了。但他们的艰辛、危难和斗争的时期远未结束。不过，从此他们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着争取中国美好未来的战斗。
第四章 孙中山
为了更好地了解孙来这对夫妇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像我们前面叙述宋庆龄的身世那样回顾一下孙中山的经历，是很有帮助的。
孙中山是1866年出生的，与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同岁。到1893年庆龄出生时，他已是一个医生，结婚已经十年并已从事政治活动多年。
（一）贫农的儿子
“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庆龄曾经写过孙中山对他在农村渡过的贫困的童年时期生活的回忆，这段生活形成了他一生的基本观念。“他生于农民的家庭。……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①
①宋庆龄着《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载《为新中国奋斗》，第5页。文中所说的“15岁”大概是按中国的传统算法（孩子一出世就是1岁，到第二个阴历新年就是2岁）；如按西方的算法（也就是中国通常说的“实足年龄”），孙中山去夏威夷上学是13岁。
孙经常对她讲述这些过去的生活，扩大了她的视野，因为她以前所了解的只是城市富裕人家和校园的生活以及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
她丈夫的“根”在华南农村，这在某些方面是同她父亲宋耀如相似的，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又迥异。
孙中山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后改名中山县，在广州附近）是中国19世纪历史暴风雨的中心地带，而宋则来自比较闭塞落后的海南岛。宋离开中国时只有9岁，只记得一些儿时生活情景；孙离国时已有13岁，他心中留下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已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内容。
宋在思想成型期中曾有几年生活在比较土气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美国人中间，孙在国外大多数年份是在海外华侨中间，这些华侨正越来越强烈地关心祖国的情况和国际地位。
重要的是，在孙中山心中，很早就萌发了叛逆的种子。
孙中山的家乡处在互相交织、又互相冲突的两个世界的交汇点。它毗邻港澳——澳门于1553年为葡萄牙占领而香港则在19世纪40年代割让给英国。孙的父亲在澳门做工时备受殖民者的轻蔑和歧视。在美国1849年开始的西部“淘金热”时期，他的两个长辈曾被骗去加利福尼亚当“契约劳工”（实际上是给外国人当奴隶）。象当时时常发生的那样，其中一个死于海上，另一个消失在美国西部一处无名的坟场中。这一打击是如此沉重，孙的家族发誓再不许任何一个族人出洋——虽然过了多年之后又有人出国了。
关于国内的压迫，孙中山从小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出生的翠亨村有两个族兄，家道刚开始富裕，就忽然被清兵抓走，家中货物和财产被掠、房屋被封，人也从此没有回来（其中一个被斩首）。这使孙感觉到，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被统治者的生存权是时刻都会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