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部队和其他“联盟”的部队都随时可能倒戈——谁给他们好处多，他们就倒向谁。1925年5、6月间，名义上统率全部革命军的滇系军阀杨希阂就是这样。他同桂系军阀刘震衰勾结，发动叛乱，占领了广州部分地区（包括许多公共建筑物）。但到6月中旬，叛乱就被粉碎，杨、刘逃窜。这要归功于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的新军的高昂士气和作战效率，也要归功于省港罢工工人，他们英勇地断绝了叛军的铁路运输。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具有政治思想的新军虽然年轻而且人数不多，却能最后击败陈炯明这支主要的反革命军队。10月间，在第二次东征中，革命军攻克了被陈炯明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惠州城。在这次战斗中，黄埔军校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共产党员，表现出高度的信心、勇气、纪律性和军事技术。苏联顾问的军事才能也对胜利的获得作出了贡献。黄埔学员们在这些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学习得很有成绩，有的不但参加拟订作战方案，并参与战斗。但真正的新事物是，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是因革命军同群众运动（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彭湃领导的农民）相结合而取得的。
这一胜利完成了一项长期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在广东省内清除所有军阀杂牌部队（为数达20万人）、使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成为全省唯一的武装力量。它还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国民革命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支新型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肯定能够扫荡国内任何地方的军阀部队。
但是，按照作用和反作用的规律，新的问题也随着胜利而出现了。
群众运动既为革命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也在革命的高层领导中扩大了裂痕。有些国民党人只是口头上赞成群众运动，而在实际上则对群众运动怕得要死。二个顽固势力的核心在策划着进行抵制和反击。
而当新的国民革命军在胜利中显示出它的效能时，在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就展开了控制这一有力工具的斗争——这场斗争后来以蒋介石的上升为其特征。
在国民党的政局中，以刺廖案为标志的右派对权力的攘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有反映——这就是“戴季陶主义”。戴是孙中山的一个长期追随者，在政治倾向上时左时右。这时，他写了两本小册子，鼓吹放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为那些反对工农具有独立地位——更不用说领导地位——一的人说话，坚持认为工农必须绝对从属于为财富最多的阶级所统治的“民族”和“国家”。像不久前因墨索里尼得势而在欧洲出现的法西斯分子一样，他特别反对任何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中展开阶级斗争的想法，尽管他自己在向这些群众进行这样的斗争。自然，他不同意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要他们尽快退出；他也反对同苏联建立反帝联盟，而赞成同帝国主义妥协。实际上，“戴季陶主义”是要瓦解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所宣布的纲领。
在组织上，戴的领导地位到1925年底为“西山会议派”所取代。所谓“西山会议”是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郊孙中山灵梓暂厝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他们后来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党部”及若干地方的支部。
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因为得到了五卅运动后革命高潮的支持及最后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有力量作出重大的反应，它将“西山会议派”若干头面人物开除出党，并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重申和发展“一大”通过的方针政策。
（五）国民党“二大”：政坛首次表现
就在这时，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广州，以她的声望和言论来加强左派的力量。在码头上欢迎她的除“二大”代表和党政要人外，还有群众的队伍（主要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妇女团体），共约20万人。刚刚遇刺的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以悲痛心情继续战斗，她用拥抱和鲜花来迎接庆龄，使政治的含义和私人情谊融而为一。
第二天，即1926年1月8日，宋庆龄出席“二大”，并应邀发表演说。她说：
“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为此间一切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指孙中山）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安慰，而且也安慰了先生在天之灵。”她这样说无疑是指当时国民党左派赢得了新的主导地位。
她接着谴责右派违背孙中山的遗训，号召革命党人“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她呼吁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她告诉代表们“先生主义的成功与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①
①《宋庆龄选集》，第12页。
1月9日，她和何香凝、邓颖超一起被推为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成员。
1月16日，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在有效票总数249张中得245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地取得的政治上高层职位。新的中执委委员36人中包括另两位真正的左派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7位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在候补执委24人中，也有7位共产党人（毛泽东、邓颖超等）。林伯渠当选为农民部长，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为组织部长，宋庆龄为妇女部长（由何香凝代理），毛泽东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但是，由于汪精卫（国民党左派名义上的领袖和政府首脑）和陈独秀（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动摇，本来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将大为削弱的右派，通过妥协这扇“后门”仍然钻了进来。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和几个幸免于被开除的“西山会议派”都被选进中执委，而在另一个高级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左派处于少数。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左派”、“右派”是按当时的政治态度而分的，所以非常可能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当时陈独秀把蒋介石看成是左派的一员或盟友，而一位苏联顾问则认为他属于“中左，正向左转并将继续这样”。
汪精卫当时被公认为是左派首领，实际上正如以后的历史所证明，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在廖遇刺后，他在实际职权上成为掌握广州政权的三人寡头统治之首。另外两人是陆军部长许崇智和以黄埔军校为骨干建立的新军首领蒋介石（这是他第一次在这样高的层次出现）。辅助这三个人并参加他们的会议的是两个俄国人——国民党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和总参谋部顾问罗加乔夫。作为“三人统治”的首席和国民党左派首脑，汪精卫同已故的廖仲恺是完全不同的人。廖坦诚、朴素、平易近人、富有生气。而汪则喜欢装腔作势。他利用体型和面容上的天然优势（他看起来常会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总是精心梳理、讲究穿着，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从来都是连每根头发都梳得十分整齐。他的妻子是马来亚一个橡胶园主的继承人，所以他也有钱来讲究仪容。他能写会讲，口若悬河，非常雄辩。他的经历富于革命浪漫色彩。青年时期曾拟用炸弹谋杀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来据说光绪帝的遗孀见他年轻俊美才免其一死。但从他以后的生活中却再也看不到他早年一定曾经有过的那种勇敢的决心了，甚至于他同别人握起手来也使人觉得他的手是如此软弱无力，简直像块果汁软糖。①
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纪录》，第4日第7号第42页，转引自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132—133页。
“二大”之后，宋庆龄主要从事于妇女、教育以及妇女学校和妇女团体所进行的红十字会救济工作。她在一篇对广州女校、妇女团体的演讲中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席女代表只有三位。而且是先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引用者）所指派的。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人数已经增多几倍了，这可见得我们女子，已有多数的人，明白三民主义和知道国民革命是谋我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实现党纲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我更希望诸姊妹们，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那么国民革命成功便不远了。”①
①本书作者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虽然时间上要晚得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在那场战争中，汪精卫终于堕落成为汉奸。
由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任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团特来感谢她为支援罢工募集捐款时，她回答道，这次罢工是爱国行动，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加以支援。16个月之后，当北伐胜利进展时，委员会向她报告，已决定停止罢工并部署力量支援北伐。她复信赞扬在这次长期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她说。这次罢工延续已一年以上，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为中国人民带来荣誉使所有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深感中国人民之不可侮。她对工人的精神深表敬意。
3月初，她又乘轮赴上海，转往南京，参加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陵址在城郊雄伟的紫金山上。
几天之后，3月20日，在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到那时为止右派对孙中山政治遗教的最大的一次挑战。“中山”舰即原“永丰”舰，在1922年对陈炯明的斗争中，孙中山曾移居该舰并以之作为指挥部，所以后来为纪念他而改名。现在，这艘军舰又成了一次新的挑衅的牺牲品。进行这次挑衅的是蒋介石。他在参与第二次东征消灭陈炯明的斗争中，尽量为自己捞取了荣誉，接着就显示出了新军阀主义露头的迹象。他所策划的计谋很简单。先通过第三者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发去一道命令，要中山舰从广州移泊黄埔。然后，他就宣布李之龙未经报告准许，擅调该舰，企图进攻他在黄埔的总部，并指这是共产党员和苏俄顾问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