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很轻松，但形势是严峻的。陈家姐妹两人也参加了医院工作。“我们坐在过道里，制作药签和绷带……尽管设备和条件非常原始落后，这里是全省最好的一家医院。起初，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很害怕，但过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
阿基姆娃则观察到宋庆龄在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思想，她能把不支持北伐的个人和组织也动员起来参与人道主义的工作，如伤兵救护。教会办的医院除伤兵救护外，还参加了为伤兵募捐的工作。思兰也提到，“一组美国医生和护士刚到汉口负责伤兵医院的工作。”①她还说，宋庆龄“知道怎样做最合适……（她）邀请了所有外国领事官员”参加一个红十字会办的游园会，在经济上收获不小。美国外交官约翰·卡特·文森特后来回忆说，他当年曾参加这个游园会，宋的美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①马克·卡扎宁着《中国在二十年代》（俄文），第266—267页。
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明确，气度恢宏——预示着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将从事的类似工作。
在武汉的医院里，宋庆龄不但做医疗工作，还做政治工作。在一所医院里，伤兵们用手榴弹威胁医务人员，几乎闹出事来。国民革命军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宋庆龄赶到医院，以热情的、同志式的态度同伤兵们谈话。宋庆龄说：你们在前线负伤流血，回到后方来，没有很好地关怀照顾你们，我们感到遗憾，也十分难过。她接着说明了这次北伐对国家民族的重大关系，对伤员们晓以大义，又热泪盈眶地表示同情与关怀。负伤官兵听了之后，深受感动，闹事立即平息。后来查明，这次闹事是南京蒋介石方面派人来暗中唆使的，以打击武汉政府。邓、宋的热情和勇气帮助挫败了这一阴谋。①
①参见上引陈思兰著书，第83—84页。
（五）在武汉的中外革命友人
在武汉，同在广州一样，宋庆龄常常同她在国民党左派中的至友何香凝见面①。她也常同中国共产党人见面，其中有些年纪较大的如林伯渠、董必武和吴玉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她同孙中山在日本初结婚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其他有一些年纪较轻、但也是中共的创始人，包括有才华的湖南人蔡和森（1890年生，1931年为蒋介石杀害）、他的妹妹蔡畅、张太雷；还有刘少奇和苏兆征（1889年生，1929年为蒋杀害），他们都是工人运动的领袖（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并都参与了最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另外一位有来往的共产党人谭平山，时任武汉政府农业部长。毛泽东她在广州已经认识，在武汉又有了更多来往。
①陈翥云着《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时的一点回忆》，载《邓演达》，第71—76页。陈当时任总政治部卫生股股长兼农民运动讲习所医务主任。
她来往的人中还有苏联人，如鲍罗廷等。
最后，还有不少西方人，主要是记者。宋庆龄在武汉一个日趋繁重的重要工作是为中国革命进行国内和国际宣传，她同革命政府办的英文日报《国民网》关系很密切。这张左派报纸最初由陈友仁创办，在军阀统治的北京出版，备受迫害，有一段时期靠一对美国夫妇威廉（比尔）和雷娜·普罗梅帮助支撑。后来，他们把报纸迁到广州，以后又迁到武汉。雷娜成了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她那时约30岁，她的父亲是芝加哥一位相当富裕的犹太人粮食经纪商，她在大学里是一个很出众的哲学系学生，她有许多朋友是激进的、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①。比尔比她大7岁，自学成才。他父亲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德国移民，曾经希望他成为一名路德教会的牧师，但他却成了一名左翼新闻记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及其后的暴风雨年代里，他们在思想上趋于成熟。在武汉时期，他们的工作很多，也很重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写道，“他们向美国发出的电讯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使美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据以制止对华武装干涉。……他们两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与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左派本身停止活动以后，他们依然维持这一左派通讯社，继续工作。”在斯特朗看来，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堪与另一美国人约翰·里德为俄国革命所作的贡献相媲美”②
①当本书作者有一次向廖梦醒问她母亲何香凝同宋庆龄的关系时，她马上回答说，“她们就像亲姐妹”。
②关于雷娜·普罗梅的家世和性格，资料来源除已说明者外，还有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的《中国革命的友人》（英文原稿）及陈思兰前引书。
促使普罗梅夫妇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李大钊因被军阀政府通缉，避居苏联大使馆。雷娜是美国人，所以行动比较自由。她每天去苏联使馆，成为李大钊同北京的地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她本人不是共产党员。当时在北洋军阀眼中，共产党同国民党同样“捣乱”，所以受到同样的迫害。国共两党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不仅限于在广州革命根据地，在军阀统治区的地下活动中也是如此。各处的共产党员同时都是国民党员，李大钊是中央执行委员，领导着北京的国民党组织。
在这里，人们应当看到，在那时的中国革命事务中，英文不仅是一种宣传媒介。它还是中国革命者同外国友人（包括苏联顾问）之间、以及外国友人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孙中山同列宁和“苏俄外交部的〕齐契林之间的通讯是用英文的（由此几乎可以断定这些信件最后都是由宋庆龄定稿的）。孙中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代表们谈话也都是用英语的。他们之中有1922年在桂林会谈的马林和在广州首次会见的达林、1923年会谈的越飞，当然还有担任国民党总顾问的老芝加哥人鲍罗廷，更不用说担任共产国际使节的印度人罗易了。在这些谈话中，大多数情况下都由宋庆龄担任纪录或其他辅助工作。
在中国和俄国革命者早期合作的年代里，只有极少极少几个人懂得对方的语言，所以英语——流利也好、半通不通也好——就成了主要联系纽带。英语说得很流利的有维金斯基，他在接触孙中山之前曾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列席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像鲍罗廷一样，他曾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参加过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返回俄国。达林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俄国，因为奉派到中国来工作，才进了一个速成班学习英语。他还讲过二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有两个中国共产党员，一个会说一种中国方言和一点点俄语，另一个会说另一种中国方言和一点点英语，于是这两人只能靠达林这个外国人来相互沟通，他的俄语当然没有问题，又匆匆忙忙学了点英语，所以还能勉强对付。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第44页。
我们从另一个不同的来源和视角还读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瑟·兰塞姆关于1927年的汉口的一段话（这段带刺的话含有自由主义的、对帝国主义者的挖苦）：
“一位国民党创始时期就入党的党员说，‘汉口的那个小集团完全是靠英语结合在一起的。’他所说的小集团是指孙中山夫人和国民政府的四位首要部长，即：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和司法部长徐谦。他的意思也许还包括俄国顾问鲍罗廷，因为鲍同中国人交谈也用英语而不是俄语。
“这个小集团习惯于用英语相互交谈……当我们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导人都是由西方培养出来这一事实时，我们也不必有丝毫的惊异。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徒弟。……我们如果看到在泰晤士河上停泊着40艘不请自来的外国战舰，或者一个英国城市的华人居住区居民垒起了沙包和刺铁丝网，我们一定非常愤恨。所以，对于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从我们这里学到了一点这种骄傲的不容忍态度，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反倒应该感到得意。”
但也不要夸大，因为宋庆龄最要好的朋友和最亲密的同事并不都是讲英语或受过西方教育的，只要举出何香凝和邓演达两人为例就可以了。主要是共同的革命思想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但英语作为交流工具是一种帮助。
在同驻武汉的西方新闻记者的接触中，当然英语也起了辅助作用。这些记者中，有人已是左派，正为中国革命服务，如普罗梅夫妇；也有人有左的思想或背景。还有人对中国革命持同情或公正态度——至少不做本国外交官的应声虫或者同那些被称为“上海脑袋”的顽固派外侨一鼻孔出气。他们中间有些人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育，改变了看法——他们曾经听到不少关于“赤色汉口”的传闻（一些陈腐的、骇人听闻的反共谣言，如市面混乱、“共产共妻”、“裸体游行”等等），但到了汉口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在各种类型的记者中，许多人成了宋庆龄的朋友。
安娜·路易斯一斯特朗是左派，是专向外国报道中国的，当时正第二次到中国来采访。宋庆龄打电报到上海，正式邀请她来汉口。①她的报道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还有苏联发表。她后来出版的《千千万万中国人：1927—1935年中国的革命斗争）一书是宝贵的史料。
①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俄文）最初在20年代出版，本书作者现在所用的版本是1982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为了适应60年代和70年代中苏争论的需要，这个版本的内容不幸作了修改。这种做法对双方来说都是值得遗憾。尽管如此，本书主要内容仍保持其亲身经历的价值。（中译本1981年出版，根据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