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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据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姆娃的记述，在6月底，“当国民党同共产党分裂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的时候，宋庆龄显然决定要去莫斯科。”她写道，就在这个时候，鲍罗廷建议她去教宋庆龄俄文，这是宋曾要求过的。但她没有来得及开始上课，因为两周时间内他们都离开了武汉。
去苏联的事可能是鲍罗廷向宋庆龄建议的，也可能是宋请鲍安排的。在早些时候，她曾解释道，这是因为孙中山过云曾想去访问苏联。（据另外的材料，有一段时期，孙中山看到他有被逐出广州的可能，曾考虑了几个去向，后来选定苏联。）
据一位苏联人的回忆录，在宋庆龄方面，她也可能曾在鲍罗廷被迫离华时救过他的命。原苏联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写道，“鲍罗廷从武汉上了牯岭（庐山主峰），宋子文来看他，建议他从上海走。宋庆龄劝他绝不要听宋子文的话，从而救了他。”①鲍罗廷后来是走的陆路，取道洛阳，最后经蒙古返回苏联。就在他离开武汉的当天——7月16日——晚上，他的寓所和宋庆龄的寓所被军队闯入搜索。
①《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于汉口），载《为新中国奋斗》，第3—7页。
章克曾同鲍罗廷等人一道进行这次通过戈壁沙漠的汽车长途旅行。他记述了鲍罗廷在途中的一次很有意义的谈话。有一天，在休息时因为蚊子太多无法睡觉，又无事可做，只有聊天。鲍罗廷认为自己在中国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相信蒋介石。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看起来是这样听话、这样顺从、这样谦虚！”①
①切列潘诺夫著书，第590页。
人们真该提防那些貌似恭顺的家伙！
在这里，毛泽东有一段关于鲍罗廷的话倒是很有趣的。约10年后，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鲍罗廷的立场前后不一、有时还表现出软弱。①
①1988年秋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斯诺问毛泽东，他认为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南京为首都的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
当然，矛盾在于：一方面要求保持所有上层的联合，因为没有这样的联合就不可能进行北伐，而北伐又为群众运动开辟了场地，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护和发展城乡劳动人民的运动，因为这是革命的基础，而劳动人民的福利和进步又是革命的目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个矛盾不能解决，除非被压迫的贫苦大众以及代表他们的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条件在当时还不具备。由此看来，当时革命方面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没有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展这样的武装力量。
必须想到，那个“鲍罗廷”当然不仅仅是鲍罗廷本人，他还代表他的上级。而他的影响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顾问”，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也不可能有足够了解——不能要求他任何时候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中国共产党尽管发展迅速——从1924年的约500人发展到1927年的50，000人——它终究只有六年历史，很不成熟。
所以，很难论辩说，如果不犯错误，革命在1925—1927年就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当然，使革命力量有更大发展、使更多的革命成果得以保持而革命的损失则大大减少，这是能够做得到的。
后来，毛泽东这样总结道：
“1924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1924年至1925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1926年至1927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接着，毛泽东以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念写下了以下的名言：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①
①埃德加·斯诺着《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8页。
宋庆龄就是这些不屈服者中的一个。他们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她虽然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她的心是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在一起的。她将在她所担负的那一部分战线上奋力战斗。在将要来临的黑暗的日子里，许多人将注视着她所屹立的地方，从而汲取新的勇气。章（参看注15）。
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
武汉政府1927年7月叛变革命之后，宋庆龄经过同鲍罗廷、陈友仁和邓演达商量，决定去莫斯科。
这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出逃”。她可以安安静静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她的亲属早就这样劝过她。如果出国，她也可以选择某个西方国家，宋家的人会非常乐意负担她的全部费用。
相反，她却选择了苏联。这是有意地、鲜明地反抗那些借国民党之名、行背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那些人。她作出这一选择的精神决定了她以后的整个人生，也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在22年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久前在国民党得势的地区以及稍后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都是公开宣布的。但现在在中国，三大政策的谈论只能在地下或者在发生新的革命起义的小块僻远地区进行了。
苏联已成为唯一的地方，从那里可以大声宣扬三大政策，给那些在溅满鲜血的中国土地上重新组织起来的劫余的革命力量以鼓励和宣传。此外，由于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革命一生的总结，而那些背叛者又自称是孙的继承人，所以使人们看到孙中山的年轻的遗孀和最亲密的伴侣站在捍卫孙中山遗教的队伍前列，将像一道政治上的闪电，使人震动。
在那些严酷的、充满暴风骤雨的日子里，这位年轻妇女承受着比武汉时期还不知大多少倍的压力。来自国民党旗帜篡夺者的威胁利诱连续不断。来自亲人们的压力中有她所爱的母亲的凄惶之泪。但她一回到上海，就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她的立场。在7月30日合众社记者古尔德再次访问她时，她一举戳穿了南京蒋介石新政府所散布的她可能在这个政府中任职的谣传（同时也是一个试探气球）。她尖锐地指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加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①
①《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1036页。
8月1日，在江西省会南昌的北伐军部队起来反对南京和武汉的革命叛徒。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核心，包括久战沙场的朱德、贺龙、叶挺和刘伯承。为了重申共产党和仍然忠于革命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联盟，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包括了宋庆龄、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