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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获释回到母亲家几天以后，宋庆龄突然去看他，对他说她“代表最高方面”要他写出（1）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意见；（2）他所知道的叛徒名单。他把这两条都写在一张很薄的纸条上，她把一支烟卷的上半截掏空，把纸条卷塞进去，放进皮包，就从容地走了。他回忆说，宋告诉他这“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①
①廖承志《我的吊唁》，原载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周年）《人民日报》，收入《廖承志文集》时标题改为《我的回忆》，下卷，第650—652页。
不久，他在母亲的支持下，逃出上海去参加正在长征中的红军，开始新的光辉的革命历程，直到80年代。
宋庆龄两度设法挽救红军将领陈赓的生命。陈赓负伤后秘密来沪，她安排他到表兄弟牛惠霖医生的诊所治疗和庇护。牛惠霖医生的遗孀对本书作者回忆说，①“陈赓到我丈夫的诊所时，一条腿里有一颗子弹，人很萎顿。当时规定，医生遇到有枪伤的病人须向警方报告。陈赓说，‘不要去报告。我不是一个逃犯，我是一个共产党。’我丈夫打电话给孙夫人，夫人说，‘治好他。’所以我丈夫就把他隐藏起来，治疗了一个月。”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牛医生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无意中把陈赓放在一间已有一个在“剿共”中受伤的国民党军官住着的双人病房里。陈赓同这个军官曾在黄埔军校同过学，彼此很快就认出来了。但由于这次会面纯属偶然，并且是在一个“中立”的地方，所以双方都同意保守秘密。这个故事在抗日战争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流传很广，可能是用以说明两党的军人既有如此深的渊源，是能够、也应该并肩战斗的。不管是否确有其事，人们传播和相信这个故事反映出在中国的革命史上那种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
①1985年在上海访问牛医生遗孀的谈话记录，她在美国居住多年后那时刚回国。
陈赓康复后在伪装掩护下做了一段时间地下工作，其后被捕。他被关押的时间较廖承志长一些，是宋庆龄再一次把他救出来的。她在毛月间亲赴南京，当面指斥蒋介石：
“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1925年）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①
①据廖梦醒着《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在1925年东江之役中，陈赓时为黄埔军校学员，在蒋介石指挥下作战。一次总指挥部遭敌突袭，蒋惊惶失措、体力不支，陈赓把他背起，脱离险境。
这一次蒋介石的作法同对待邓演达不同，他没有下令杀害陈赓。
陈赓后来从关押的地方脱逃，回到红军中，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61年在国防部副部长任上病逝。
正是与这些案件相关连，宋庆龄于1932年12月发表了她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①。她列举同盟任务如下：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31—42页。
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
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任何人不论属何党派均可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要他们不是限于个别案件而是准备对现行反动恐怖制度和箝制民主权利的行为发起挑战。她说：
“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与分裂，就没有其他出路了。”
宋庆龄正面回答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们要求释放绑票匪吗？”
“我们的答复是：绝不！绑票匪和匪徒们是今天统治中国的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对这一制度。……正如美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私酒的贩卖上，中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就奠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政权以及鸦片的买卖之上。而且，我们所反对的是正在全国及租界中进行的对反帝战士的绑架和逮捕，那是中国人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干的，而且常常由他们的工具——棍徒们来执行。……害怕跟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人们最好不要参加本同盟。”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庆龄称罗登贤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她引述罗登贤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组织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
罗登贤未经审判就在8月间被枪决，年仅29岁。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很少几个出身工人的领导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国太古造船厂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宋庆龄还指出在中国的外国当局所扮演的可耻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他们忙于搜捕革命人士，送给蒋介石去屠杀。在这方面，捕房督察长英国人吉文斯和法国人若贝兹都是臭名昭著的）。
“租界的法律规定，在引渡被告前没有表面证据，使控告他的案子能够成立。……在处理杀人犯、绑票匪、鸦片贩与一般流氓的案件时，租界当局是热心地维护它的司法权利的。然而昨天，并无真凭实据，只凭巡捕房眼线的一句话‘我认识他们，他们是共产党’，五个革命志士就过了堂而且被引渡了。……而法庭上的国民党代表却全副武装……据说在开庭之前他还对人说，‘全部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她说，被帝国主义者誉为“安全与公正的岛屿”的上海公共租界实际是“卖国活动的大本营”。“在此地，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们正与日本侵略者的代表们忙于公私酬酢，准备签订秘密条约，把我们的国土和千百万人民奉送给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当这阴谋进行着的时候，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工作者和领袖们却因为反对祖国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处死、在中世纪的牢狱中活受罪。”①
①同注30。
在另一件要案、即邓中夏的案件中，宋庆龄坚持不懈的营救努力未获成功。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和最有实绩的劳工领袖之一。他被上海法租界警方逮捕时是用的假名“施义”，身份没有暴露，只是涉嫌。宋庆龄委托进步的女律师史良向法租界交涉释放。但后来一个叛徒指认他是邓中夏，蒋介石获悉后坚持要求引渡给南京政府，法方照办了。
像邓演达一样，邓中夏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在1933年9月被枪决，年仅39岁。
邓中夏之死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加过同孙中山的谈判，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1925年期间，参加领导中国最著名的铁路工人和海员大罢工。1927年后他帮助老朋友毛泽东在农村地区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如果不是牺牲得这样早，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护革命者是很危险的。很快，民权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击的目标。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法租界距宋庆龄寓所不远的街上被蒋介石的“蓝衣社”分子所暗杀。杨有学者风度，又有无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总统府秘书处任职，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口国后在南京任教。1925年孙中山灵梓迁葬南京，他是丧事筹备处总干事。遇刺时，他是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遇刺的地点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之间，①和他同行的儿子小佛腿部也中弹。他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者，国民党的老党员，学术上很杰出，是安装技术专家。但这一切都未能使蒋的蓝衣社刺客们发善心。
①杨杏佛之子杨小佛1985年在上海与本书作者会晤时曾对出事经过作了详细叙述。
杨的遇害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的打击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一句话中表达出来——“邓演达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杨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①
①同上注。
这位瘦高个子、口衔烟斗、充满活力、沉静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过许多恐吓信，如果他不解散民权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预”反动派的乱捕滥抓，就会被置于死地。但他没有被吓倒，因此反动派就决定对他实行暗杀，借此不仅可以摧毁民权保障同盟，并且警告宋庆龄，她将成为下一个目标。为了加强这一警告，还给她寄去了“经典性的”象征物——一颗子弹。
她的回答是发表声明，给以有力回击：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杏佛）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