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深为感奋，在9月24日发表的《国共合作之感言》中说，最近十年来两党的对抗和内战“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没有意想到的”。她接着指出，抗日胜利的关键在于遵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20年代革命的力量也在于此，“如果以后这十年能够继续贯彻孙总理的全部主张，我敢断言，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被铲除干净，帝国主义也早已被驱逐出去，而中国也早已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了。’，但十年来，无数有为的青年牺牲了，无数经验教训在内争中被抛开了，致令外敌乘隙而入。①
①参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336—337页，及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104—107页。
她在致中国同胞的宣言中所强调的要点，在对外的声明和广播中也同样强调。她还指出，中国人民从心底感谢国际。的群众支持，如英、美部分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输日货物、妇女拒用日本丝袜等等。但英、美政府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英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华盛顿则以中立为借口准许向日本出口石油、废铁及其他战略物资——没有这些资源，日本是不可能长期对华作战的。这些政策不但对中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些国家最终将会发现，它们是在把日本武装起来对付它们自己。但是她发出的警告当时却未能引起国际上的注意。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和他的妻子格雷斯（莫尔）编辑。格兰尼奇的哥哥是美国著名左翼作家，笔名“迈克尔·戈尔德”。吴大琨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在本书写作时，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十五章 抗战岁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
（一）从上海到香港
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香港去继续她的工作。在转移出去之前，她又得过一关，因为她的寓所虽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归外国人管辖，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带），但现在除在附近经常出没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来监视的日本特务。为了麻痹这些家伙，在动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种使人不可能产生任何疑窦的安详景象。两位外国女友到家里来喝茶，一会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也来了。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艾黎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一艘挂外国旗的沿海客轮。她用头巾捂住半个脸庞（那天天气很冷），一只手挽住艾黎的结实的臂膀，显得十分轻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和盘问。①
①《艾黎自传》第80—8贡页记载了这一场景。在他为纪念宋庆龄逝世而写的《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一文中也提到，此文收入《宋庆龄纪念集》，第251—253页。
她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是根据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同一条船上的还有中共联络员李云，一位年轻妇女。她们是分开买票的，上船以后直到确认安全有了保障才开始接触。她们抵达香港正好是圣诞节。有四年时间，这里将是宋庆龄开展持久的、多方面的活动的基地。
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武汉（中国政府从南京撤退到这里，以后又西撤到重庆）？这是因为香港密迩华南战区，便于访问和来往，但又可不受国民党的干涉或检查。从这个还在英国人手里的开放港口，不论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还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海外支持中国民族解放和进步的人士——他们中间有外国人，也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千万华侨，而在外国人和华侨中宋庆龄都有很高声望。他们可以通过香港把他们捐赠的款项和实物，经由他们所信赖的宋庆龄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内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为止。在到达香港的最初几个月里，她就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保盟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战地提供救济和援助，特别是中共在敌后不断开辟的游击区——对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是久所擅长的——这些游击区是第一批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的成片中国领土。但是，中共领导的部队尽管属于统一战线并已合法化，却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军需给养，甚至连医药供应也没有。
这些区域还受到了新闻封锁，所以保盟除救济工作外，还为它们进行宣传。
保盟在组成上具有广泛性和国际性（成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人为宋庆龄进行十分重要的更为广泛的活动提供了基础。下面将首先介绍这些活动，然后再叙述保卫中国同盟，因为它有本身的独特历史。
在国内事务方面，她的工作是保持、加强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核心——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这在抗战期间曾经几起几落。在国际上，她帮助建立和加强反法西斯阵线。
为了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实现内部团结并扩大进步影响，她始终不懈地努力。在到香港的最初一两年中，她工作的中心是加强当时正在出现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她对国民党于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统一战线导向的《抗战建国纲领》，表示坚决支持。她在4月间同何香凝联名发表致国民党领导的公开信，认为这个纲领须付诸实施，而不应只停留在纸面上。她们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始终如一地主张国共合作（虽然几乎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她们没有实权，但受到公众尊敬。在这封信中，她们就国民党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提出七点建议：“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四、时刻不忘当前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困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尤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蹈万劫不复之地；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六、严厉执行褫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尤应加以严峻之刑律……；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及作战区域……种种惨痛……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①
①公开信1938年4月14日在香港发表，4月17日汉口《新华日报》（中共的报纸）转载。转引自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109—110页，参阅《双清文集》下卷，第261—263页。
对战时逃避兵役的人和逃亡的人，宋庆龄是毫不同情的。她在6月2日致函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提出应制止民众逃入香港（妇孺老弱除外）。年轻力壮者和富裕者大批出亡会降低海外对中国的尊敬。应训练更多壮丁参战、改善防空设备、照顾难民生活。
她对投降主义的心态和阴谋感到十分愤怒和厌恶。1938年5月25日给新西兰籍同事杰姆斯·贝特兰的信中，她谴责了中国的投降主义并联系到欧洲的情况：
“那些失败主义者又在嚷嚷和平了。但在我心里毫无疑问：我们——人民——将抵抗到底。希特勒已下令召回所有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过去帮助国民党打中国红军，后来有一个短时期帮助打日本，现在日本又成了纳粹德国的盟友）。他们全都不愿意回去。希特勒还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干一件什么样的蠢事……把那些有问题的人和那些间谍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之后，我们会战斗得更好。”①
①宋庆龄1938年5月25日在香港致杰姆斯·贝特兰（在外旅行）的信。
1938年7月7日，在《抗战的一周年》一文①里，宋庆龄赞扬了一年来克服巨大困难而进行的严酷的、牺牲惨重的战斗，但警告说，这“不过是争取我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开始”，并须警惕“国内实不乏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政治家，抗战伊始，即抱失败主义，一闻敌人有意言和，即入出活动，恨不能立刻成为事实。……要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和的阴谋”。
①最初发表于1938年7月7日武汉《新华日报》，载《宋庆龄选集》，第129——132页。
她还说，《抗战建国纲领》虽已公布，还有待于实行。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是必要的。同样必要的是发动国内及华侨的富有者，筹资开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改善人民生计”、“改善政治机构”（这是她经常提到的主题）都“须立即求其实施”。政府应尽速召开“国民参政会”，“不仅听取彼等意见，贵能迅予执行彼等……之提案，进而能改变参政会之职权，不仅为一中枢政府之咨询机关，而为民主政治国会职权之实”。
（二）不顾日机轰炸危险，数访广州
宋庆龄虽以香港为基地，但并不总是住在那里。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前，她曾数度访问这个城市。广州同中国革命的历史、同她过去的经历，有着十分亲密的联系，现在正受着战争的威胁和破坏。她的访问是为了鼓舞抗战意志和加强统一战线。有一次（1938年8月份）则是专门为了去会见邓颖超，邓为中共领导人之一，是到广州来帮助组织妇女参加抗日的。自从1925—1927年大革命后，宋一直没有见到过邓。
每次去广州，宋庆龄总是受到省政府的官方式欢迎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