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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会儿，妈妈提着个竹篓子回来了，径直上了戏台。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我妈妈要干什么。妈妈往爸爸身边一站，指着爸爸厉声斥道：右派分子你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肯吃，想自决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吃了饭，再来老老实实认罪！妈妈说着，就揭开竹篓，端了一碗饭出来。
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马上有人上来替爸爸松了绑。于是台上台下几百号人眼睁睁望着我爸爸吃饭。我猜想这种场面哪里也看不到，尽管当时的中国如此荒唐。台上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妈妈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哩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点吃，别噎死了！碗底还埋着两个荷包蛋哩！
爸爸吃完了饭，嘴巴一揩，双手往后一背，任人绑了。批斗会继续开始。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爸爸第一次上台挨批斗。头天晚上，爸爸通宵没睡。爸爸是个倔汉子，受不了这种气，只想一死了之。妈妈劝爸爸，你只大胆往台上站，我带着你的儿女们就坐在台下，看哪个敢吃了你！
那些苦难的日子，如今都成了妈妈的笑谈。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专门搬一张高凳子坐在前面？除了让你爸爸看见我们，还要让两种人看见。有人关心我们，担心我今天不知躲到哪里哭去了。我要让这些好心人放心，我在这里坐着，没事！也有人眼亮了，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没那么容易就垮了。妈妈还说，你爸爸那碗底哪里埋着两个荷包蛋，我是有意气气他们的。那年月，鸡蛋金贵啊！
我们村地主富农倒是不少，右派分子只有我爸爸一个，就显得特稀罕似的，于是，只要开群众大会，爸爸必然得上台挨斗。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带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去参加过批斗会，她自己却每次都坐在最显眼的地方，望着我爸爸。等批斗会一完，妈妈就上台扶着爸爸回家。边走还边说，快跟我回去吃餐饱饭，你千万莫饿死，要留着好身体，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右派斗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 ，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
这样的日子，妈妈撑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一年？
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妈妈的书。写我妈妈，用不着半点儿虚构。
奶 奶
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二姐睡。我睡奶奶这一头，二姐睡另一头。每次上床后，我同二姐总闷在被窝里蹬来蹬去。本来都是我先惹事，可每次挨骂的却是二姐。那是架睡过几代人的老床，垫着厚厚的稻草，柔软而暖和。蚊帐满是补丁，早被黑烟熏成了甘草色。记得有个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后，抖了抖棉衣，听得叮当一响，像是硬币的声音。我再一抖棉衣，又听到了叮当声。原来，蚊帐上有个破了的大补丁，里面装满了硬币。我猜那些钱是二姐平时慢慢储起来的，便偷了她的。二姐过后发现钱没有了，呜呜哭了起来，我却死不认账。那天奶奶任二姐怎么哭，也不骂她，只是抿着嘴儿笑。
我一直很怀念奶奶的笑容，可她老人家离开我已整整二十五个寒暑了。那个盛夏的黄昏，很闷热。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噩耗，脑子轰地一热，往家里飞跑。奶奶已经躺在棺木里了，还没有合上盖子。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我这才哇地哭了起来。
如今我谋生在外，很少回老家去。一旦回去，妈妈说得最多的便是奶奶。但凡儿孙们稍稍有些出息，妈妈都说是奶奶保佑得好。我愿意相信奶奶的灵验。奶奶不过是俚乡村妪，终生劳碌，穷苦到老。她一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低过头。我们穷人家孩子，能够从先人那里继承的，就只有他们身上的骨气了。我想这便是所谓祖德流芳吧。
爷爷奶奶手上，只有两亩薄田，养不起家小。那时妈妈已到我家来了。只是十三四岁的童养媳；我父亲比妈妈还小几岁；我还有位姑妈，年龄同我妈妈差不多；爷爷是个老实人，整个家都由奶奶撑着。起初，爷爷帮有钱人家干些活，挣些口粮。有回爷爷病了，不能去干活。奶奶上那户人家报信，却让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奶奶一扭头就回来了，再也不让爷爷帮人家干活。奶奶设法凑了些小本钱，叫爷爷做小生意。从此，爷爷就在老家收些土货，走两百多里山路，挑往武冈贩卖。货脱手后，就地进些特产挑回溆浦，再赚些差价。七八天打个来回，赚下的钱刚够家里粜七八天的口粮。奶奶便带着我妈妈和姑妈在家织麻纺线，我父亲就放牛砍柴。每次爷爷跨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摸摸米缸，看看他出去这几天，家里人是不是饿着了。一家人就这么觅生度日，相依为命。日子虽说清寒，倒也乐得不求人。
又是一个集日，爷爷早挑着货担上武冈去了，奶奶背上背篓，揣着爷爷留下的一块钱，去集上粜米。米铺老板接过钱，摇头说，您这哪是一块钱，是一串钱啊，只够粜一升米。奶奶听了，两眼直发黑。她顿时明白，爷爷准是让人骗了。奶奶捏着那一串钱，在集市上转了半天，只好买了一背篓芋头蔸子。可怜奶奶三寸金莲，背着一篓芋头蔸子，颤颤崴崴地往家赶。一路上，想着娘儿几个要吃五天的芋头蔸子，奶奶禁不住泪眼涟涟。
还算老天有眼，正好有户殷实人家要请人纺鞋底绳，奶奶便接了人家的活计，带着我妈妈和姑妈纺了几天几夜。结果，娘儿三个赚的米比爷爷跑一趟生意赚的还多。爷爷准时回家了，照例先摸摸米缸。他见缸里还有大半缸米，不知是惊是喜，问道：“你们娘儿几个这几天没有吃饭？”奶奶闻声，冲着爷爷嚷道：“吃你个死！”
听奶奶嚷完，爷爷一屁股瘫坐在凳上，长叹着：“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啊！”奶奶同爷爷商量，再怎么苦，也要送我父亲去念书，不然长大了钱都认不得。我父亲因此因祸得福，当年就进学堂读书去了。
奶奶若是生在有钱人家，只怕是个识文断字的才女。老人家目不识丁，可我记得小时候听她说话，嘴边居然时常冒出些之乎者也来。她同人辩理，或是帮人劝架，满口四六八句，都能押上韵，总是说得人家心服口服。当年为了争水，我们王姓同邻村覃姓年年打架。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很是惨烈。有年，打完架后，官司打到县衙门。我们王姓却没有一个男丁敢当头上县里说理。想来想去，全族人公推我的奶奶。那是我奶奶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回，让男人们用轿子抬着去了县里，同覃姓头人对簿公堂。我奶奶巧舌如簧，谈锋如剑，驳得覃姓人张不开口，睁不开眼。一个女人家，真还把官司打赢了。自此，我奶奶有了“乡约老爷”的雅号，半是玩笑，半是敬重。
奶奶的掌故很多，都是妈妈和爸爸告诉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似乎一直就是位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成天迈着双小脚，在老屋里转来转去，嘴巴总是动个不停，好像老在吃什么。我少不更事，总喜欢问奶奶您吃什么？奶奶便会笑着说，我在吃亏！我们家乡，大凡人生种种苦楚，都可归之为吃亏。现在想来，奶奶那一辈人，除了吃亏，还能有什么呢？
奶奶临终的情景，妈妈后来时常说起。奶奶已病得不行了。医生每天都说老人家熬不过今天了。可奶奶浑浊的眼睛老是睁着，就是不肯闭上。我妈妈说，你奶奶在盼她儿子。我爸爸外出几个月了，他不知道老母已经病重。这天，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果然，听妈妈念完爸爸的信，奶奶眼睛一闭喉头咕噜一声，就落气了。那年月，我爸爸戴罪在身，独自飘零天涯，奶奶怎么放心得下。
我的妈妈也早就做了奶奶，可她总是把老奶奶挂在嘴边。看着儿孙们都大了，妈妈总说，要是你奶奶还在，多好。妈妈说，你奶奶那坟眼啊，是五色土，村里人都说奇，到了冬天，别的坟头上草都黄了，只有你奶奶坟上的芭茅青油油的。
爷 爷
爷爷这辈子，不知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