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有的人们却对这个国家的大事也无从知晓。这就是中国，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老赵找回骆驼，太阳已快落山，我们的摄像江兵急了，他马上和老赵开始拍画面，
否则太阳一落山，明天老赵去昆仑山中，我们的节目就很难在播出前弄出来了。四十来
岁的江兵开始在三千七百米海拨的高原上奔跑起来，还算天道酬勤，一组后来让江兵夺
得最佳摄像奖的的画面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赶了出来。在太阳还剩下大半个脸的时候，我
也拍完了我在节目中的叙述。
很快，天就黑了，远处游牧点中的牧民也知道了这儿要放电影的消息，骑着马从几
十公里外赶到这儿来，我们和老赵一起搭好了账蓬，账蓬里很快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电
影开始了，老赵进入了工作状态，我们也一直在拍着。放映的当然不是什么新电影，但
在屏幕上无论放什么，对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的牧民来说都是新的。到后来，很多牧
民都在昨天的酒意中沉沉地睡去，可老赵的放映机一直在转，他整整放了一夜。
草原上的深夜静极了，因此电影的对话可发送的很远，屏幕前是孩子们聚精会神的
眼睛和大人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对于老赵来说，这是他无数个相似夜晚中的一个，而对
我们来说，这却是无数个相似夜晚中最不同的一个，至今我耳边仿佛都能听见放映机那
沙沙的转动声，不知我行笔至此，远方的老赵一切都好吗？
太阳重新照在草原上，牧民们的生活又恢复往昔，女人们劳作，在无事的白天，男
人们喝酒，孩子天马行空地游戏着。
老赵又要上路了，去更远的一个游牧点。要翻过大山，我们多少都替老赵有些担心
，但老赵却一片坦然，我和老赵一边折着帐蓬一边聊着，摄像江兵在一旁记录下这样一
种与众不同的采访。在当时我并没有故意如此设计也没有感觉到这种采访是如此特别，
没想到回来以后，这种纯自然和生活化的采访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好评。
和老赵要分手了，他将继续远去，而我们则要快速赶回北京，把这远方的故事讲给
更多的人听。临走时，赵克清把一条祝福的哈达给了我，在节目中，结尾处是这个画面
，但解说词我是这样说的：“这个哈达其实是应该送给老赵的。“
回到北京制片人时间亲自编了这个片子，我也很快写完了解说词，在一种内心情感的触
动下，合作顺利结束。在《东方时空》播出百天的时候，特别节目播出了。很多天后，
在新的工作中忙碌的我已经快忘了这件事，忽然却接到我们的编导乔艳玲的电话，告诉
我：小白，你因为赵克清那个片子获得了《东方时空》第一次内部评奖中的最佳主持奖
。在电话中我半天没有反映过来，不是因为获奖的激动，而是在电话里反问这条消息的
内容：“什么，我是主持人？“这的确是我当时的提问，因为我从来只认为我是个记者
，主持人这个称谓离我这种人太远了，但当这个奖项来临，我才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
另外的路，前途是凶还是吉都得继续往下走了。
我忘不了青藏之行，忘不了赵克清，忘不了草原上的那一夜，因为这次拍摄后来所
获得的肯定，帮助我下了最终走上电视路的决心。
几年之后，回头看当初走上电视路的情景，最该跳出和词语应该是“感谢“和“无
心“两个，感谢是自然的，小崔、时间、我的诸位同事，怎么就能在当初，在那个本来
没有我们这些人位置的舞台上，把我们推了上去，还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呢？这是一种眼
光，是一种更前卫的意识，还是一种赌博？但跳出我个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感谢最初《
东方时空》的与众不同，从主任孙玉胜到制片人时间，从当时还在外围的崔永元到我们
身边的摄像，他们放弃了传统的选择标准，用新的方式和新的概念来把另外一群人聚集
在身边，于是，电视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画面上一种新的语言诞生了。当创业在今
天已经成为历史，我庆幸自己当初赶上了这辆头班车，更让人兴奋的是，在这头班车上
做了一件和改变有关的事儿。
而说到“无心“这两个字，倒似乎更象是一种感悟。当初走进电视是无心的，也许
干什么事情都需要一点无心。正因为无心，希望抱的不大，失望也就不大；正因为无心
，没有刻意的钻营与设计，我只能本本分分地做自己，少了表演，多了自然，少了模仿
，多了本色。最后倒因为这种无心，使自己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一步一步上了电视
路。
但愿以后好多事，自己也能平静地“无心“去做，最后能否成功其实并不重要但上
路时的轻装才最珍贵。
〓〓〓第六节·流浪北京：我身边人们的生活〓〓〓
一点点青春／一点点走开／一点点流浪起来／一朵朵鲜花／一朵朵盛开／一朵朵飘
散得很快……
这是1995年春节之前，我为《东方之子》组创作的歌曲《其实每个生命都需要表白
》，很多听过这首歌的人问我，歌曲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一开始的歌词是什么意思。
对于我们来说。每天的工作应该用一种善良的心去关怀人，用我们的镜头和屏幕给
更多普通人表白的机会，但其实，镜头后面的我们也是需要关怀与表白的一群人，因此
有了这个歌名。
歌词的开始部分，对于我身边的人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生活状态。头三句
：一点点青春／一点点走开／一点点流浪起来，写的是男同胞，而后三句自然写的是女
同胞。
其实很多人都已知道，《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这群人绝大多数都不是中央电
视台的正式职工，尤其在93年、94年、95年那三年，我们这个栏目像一座充满朝气的兵
营，似乎每天都有着人员的进进出出。印象很深的是，每次出一次长差，回到办公室，
总有些新来的人不认识，而过去熟悉的人不见了踪影，一打听，另谋生路了，就是这样
一种残酷但生机勃勃的流动，制造了《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起步后的辉煌。
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很有点电视界延安的味道，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的热血青
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参加一场电视界的革命，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东方
时空》节目本身已经做得多么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在长期封闭的令人有些窒息的电视机
制里打开了一扇通气的大门，让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电视人有了追梦的地方。
于是流浪北京就成了自然。
在《生活空间》自己的栏目介绍中，很多工作人员用文字披露了自己来新闻评论部
的原因，这成了难得的一份心灵记录。
陈虻：93年6月的一一；当孙玉胜靠着窗台对我说：到《东方时空》来吧。我回去看
了二十几天的《东方时空》，想了二十多天。有两点理由，我决定来了，一是《东方时
空》是一个天天的节目，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干，我不愿闲着；二是《生活空间》
当时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
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作者注：陈虻后创造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
经典广告语，并由害怕闲着变成渴望闲一两天，但没有机会。）
孙华拉：有人说《东方时空》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圳“，就为了这句话，为了成为
中央电视台的深圳人，我来了。（作者注：但如果特区慢慢内地化了，你是改变这种状
况还是选择离开？）
林宏：在河北当了十几年的记者，93年早晨，被电视屏幕上《生活空间》节目所惊
醒，骤然感到：微斯人，吾谁与归？于是乎，怀揣着首届中国新闻奖的证书，昼夜兼程
投奔于《生活空间》帐下。（作者注：更多的人是什么奖状都没带就来了，因为当时的
评论部只关注现在和未来。）
倪俊：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作者注：人多了，《东方时空》也被作大了。）
李冰琦：因为希望。（作者注：一个乍一听像空话但仔细一听就让人想掉眼泪的理
由，评论部心中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有，只是有人说了，有人没说。）
刘挺：找罪受。（作者注：同意，但清闲对于年轻来说，本就是最大的惩罚。）
李晓明：不过是想活得透气点，遇上这儿需要人手，还能提供温饱。（作者注：来
评论部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温饱，理想是空的。但请注意：是
温饱，不是小康。）
其实还有很多，这里不过是个节选，更重要的是，样本选取的是《生活空间》工作
人员的，但表达的却是当时来新闻评论部人们的共同心声。在那一段时间里，理想与希
望并不是个空洞的话语，几乎所有新来《东方时空》的人眼中，我都能看到一种纯真的
东西，这种相遇，让彼此双方都会拥有一种世外桃园里的激动。
梦想是吸引力，而到了北京，生活就成了流浪人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有人陆续而来，住处自然就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最初工资都很低的情况下，一
群天南海北来的人过一种集体生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拿《东方之子》组来说，我
们屡次搬家，最后稳定在北京六里桥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个房
间，住着我们近二十人。由于吃饭长期处于打游击状态，因此大家请了一个保姆，专门
负责做饭。这个尽职的保姆，每天给我们清楚地算帐，谁领来一个朋友吃饭，钱自然是
不能少交的。
在这套房子里，我们生活了一年，这套房子中，高于地面能透进光线的窗户只有十
多个厘米高，潮气是有的，但由于人多便散发了。男男女女每天人来人往，生活永远是
热闹的。每天都会议论艺术与片子的拍摄，甚至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的手机是奢侈
品，因此离家甚久的人会在夜晚到办公室给父母打一个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