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部占了上风，甚至强到让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自毁长城了。但这种来自自身的强大
批评是重要的，否则在别人因宽容而产生的赞扬之下，我们慢慢听信了这些赞扬，认为
自己的报道还真的不错，那才真正可怕。
反思其实还有很多，但过去的毕竟都已过去，一种起步的兴奋和无法挽回的遗憾经
常会在那一段日子过后，重重地袭击一下内心，我知道，一段时间以后仍将面临这种兴
奋与遗憾，但无论怎样的情感，都无法把那段日子淡忘。
初入香港
香港回归的日子是九七年七月一日，但我们进入状况那就早得多了。每一个做新闻
的人其实都在早早盼着1997年的到来，“我的1997年“满大街地唱着，但每个人面对19
97都有着各自的心事，干新闻的自然会想，那一年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在哪儿？
我当然也这么想。最初的选择只有一个：我和水均益在香港演播室任主持人，和北
京演播室的敬一丹、方宏进他们遥相呼应。但计划没有变化快，97年元旦刚过不久，策
划组的何绍伟一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小白，部队入港需要一个现场报道的主持人，
我们都觉得你行，怎么样，试一试？
这个选择来的有点突然，我一时难以定夺，但电话中，何绍伟的诱惑邀请便接着而
来：我们这次部队入港，采取全程直播，上面有直升机，下面有转播车跟着部队的车行
进，你做报道，多有挑战性啊！更何况部队7月1日早晨就进港了，还不影响你参与其它
报道。
何绍伟抓住了我喜欢新鲜的心理，成功地完成了诱惑，我在电话中就答应了他，这
个电话决定了我后来在报道中的位置
没人能做诸葛亮，当初的我们在兴奋与挑战中谁也无法预知，这一个庞大的计划在
投入大量人力和精力之后，却由于驻港部队入港当天大雨倾盆而烟消云散。所以从接到
电话后，我的很多准备便和部队入港紧紧联系在一起。
97年春节刚过，我接到指令，和军事部的冀惠彦、体育部的哈国英一起作为先遣团
到香港察看部队入港路线。部队入港的报道相当大的工作是由军事部负责，但有些位置
来自其它部门，技术不用说了。我作不负责直播报道的记者，来自评论部，而哈国英，
她是意大利甲级联赛的直播导演，台里直播马拉松比赛时，只有她出任过转播的切换导
演，而台里并没有专门的移动转播车的切换导演，部队的行进和马拉松的转播有相似之
处，因此哈国英责无旁贷。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事情做第一次时有多么不易。
我们三人在香港只呆了两天时间，这两天基本上是在车上度过的。部队从深圳入港
，有多条线路，我们不可能知道，七月一日早上部队将在哪条线路入港，因此我们只有
在两天跑完全部线路。还要细心的观察，哪个转弯太急，地面上的信号传不出去；哪块
山太高，影响信号……因为不查清这些障碍，真正直播的时候，信号中断可不是小事。
对于我来说，这两天的车上生涯是第一次近距离走进香港，但绝没有观光客的潇洒
自在，倒是满脑子装满了各种路边的地名和零星跳出来的报道内容。
两天一闪就过去了，香港对我总算不再是地图上的城市，心里开始有一层压力袭来
，几个月后，我会作出一个什么样的报道呢？
磨枪
想把一次直播做好，仅靠一次走马观花的车上二日游当然是远远不够。
CCTV对整个参与香港回归报道的从业人员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培训。
在离香港回归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参与报道的人都集中起来，在京城的一个
培训中心接受了两天的课程指导。
来讲课的都是对香港各方面很熟的专家，从当地法律到民风民俗再到经济．传媒。
两天的时间里，这些内容一起灌到我们的脑海中，和其它普通的学习不同，大家的认真
程度惊人。显然，谁都知道，无准备之战打不出好结果。
这之后，我又得到了一次更好的培训机会。
为了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有关香港问题的方方面面，CCTV要制作三个大的专题，一
是香港问题的由来，二是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三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我很幸运地
成为这三个专题的采访记者。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随着采访的进行，我开始面对从1840年到1997年这一百多年
的香港沧桑。从周南到历史学家，从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士到香港的范徐丽泰，采访大范
围地进行，从广州的三元里到江苏镇江．南京的历史遗迹，从香港的街头巷尾到北京的
紫禁城，一幅历史的画卷缓缓的在我眼前铺开，心情中有叹息有欣喜有屈辱有无奈，当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的心中已对香港的有关历史彻底接近。虽然最后在三个节目中，展
现的还是采访到的一小部分，但更多的回忆．细节都成为一种储备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然这还只是宏观上的一种准备，具体到我要负责的“部队入港“，6月5号就开始
着手准备。我和大部队从北京出发，到达深圳之后，同行的同事绝大多数进入香港，而
我和一小部分负责部队入港报道的同事留在了深圳。
这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几乎天天都要去深圳的驻港部队大本营，和他们沟通采访
。从司令刘镇武．政委熊自仁到许多普通官兵，天天的接触，使我对他们的生活．心情
慢慢有所了解，心里也越来越踏实点了。
心跳
但紧张的心情一直没有停息过，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直播，过去没有任何经
验可借鉴，因此时不时会有一种恐惧感出现。这种报道毕竟敏感度极高，如果一句话说
错，都有可能酿出一种不安的后果。因此在深圳的二十多天里，我很怕拥有独处的时间
，平时忙着加上人多，这种恐惧多少少一些，而一旦独处，自己吓唬自己，紧张又会因
此加深。
不知什么原因，我周围的人和远在北京的朋友加上我自己，时常都会出现一种关键
的口误，比如，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你们‘戒严部队‘的情况准备的怎么样了？
“天哪，这纯属于一种下意识的口误，将“驻港部队“脱口说成“戒严部队“，但如果
在直播中，我真的出现了这种口误，后果和影响就不那么轻松了。到后来，这种口误成
了大家一种心照不宣的禁忌。谁也不去渲染，但还是会在演练和平日的沟通中出现，然
后是偷偷的一身冷汗。虽然在最后的直播中，我和其它同事都没有这样的口误，但这种
口误我相信在参加报道的很多同事心里都曾留下阴影。想起来会笑，但笑中还是会有些
后怕吧！
构成这种紧张因素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一次演练，我们一位记者在车上拍演练画面
，但在过海关时，忘了下车，结果随车队进了香港，他没有相关的证件，一个小的失误
又酿成了大的事件。他被香港海关扣留，在香港海关呆了近十个小时后，被接回，我们
见到他时，脸色都很难看。他的脸色不好是因为事发突然加上近十个小时的“半囚禁“
，而我们脸色不好是因为：我们更加感觉到，这次报道中无小事，敏感度太高危险系数
就大，哪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但如果一味紧张下去，可能还没报道呢，自己就已经把心脏病吓出来了。于是精心
地准备和同伴之间的扶持就成了一种安慰剂。
其实刚到深圳不久，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因为我们评论部的绝
大多数同事都在香港。我手里拿的是多次往返护照，因工作我好几次赶去香港，但都只
呆了一天就跑回深圳。并不是香港对我没有吸引力，而是在香港，同事们都很忙，都有
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压力，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沟通的机会，我也不想多打扰他们，事办完
了赶紧往回跑。但回到深圳一种失落感就会加深。伙伴们都在香港，而我在深圳孤军奋
战，心中的感觉自然不好。
在深圳我是和其它部门尤其是军事部的同事合作，大家并不熟悉，因此最初的时候
，那种远离大部队的孤单感当然会有。这也是加重紧张心理的部分之一。
但往后大家熟了，日子就好过得多，加上负责海军的张恒、负责空军的刘爱民都是
我们部内人士，时常大家见面，趁闲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把彼此的紧张心情
分担一下，相互扶持的感觉就好得多了。
尤其要提的是和紧密合作的编导兼摄像军事部的谭湘江，这位拍过《望长城》《大
三峡》的“大腕级电视人“，在我们合作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乐天的性格加上对情况的
熟悉，成了我最好的心理医生，他可能感觉不到，但我的感激是要说的。
从忙碌中忘掉紧张，到好友常聚和同事的扶持，在深圳的那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
一方面为直播做着内容准备，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一面，是通过各种方式调适自己
面对直播的心理。时间已过去很久，但那一段时间里，自己心理上的紧张一步步走向舒
缓。这其间，心路历程的艰难让我至今难忘，而且我相信，这种心理历程，在我很多同
事心中都有。由此也同样可以看到，第一次的不易登场。
熟悉情况、演练、调整心情，中间的报道计划也因各种原因一变再变，时间一步步
推进到最后一刻，在回归还差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和谭湘江去进行最后的演练，那是晚
上灯亮的时分，在落马洲大桥上，谭湘江告诉我：这座桥上有一座管理线，虽然桥两边
都有各自的海关，但无人区的这条管理线才是内地与香港真正的界线。我说那为什么不
在这儿报道呢？而在当时，这个点并不在报道计划内。我和谭湘江马上决定，咱们就在
管理线这儿香港总部演练一下，争取这个报道点。
由于当时我们是实战演练，因此带着各种设备，香港总部能看见我们的信号，于是
我就在摄像机前给香港总部的孙玉胜主任力陈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