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的那一座座废墟，我们都习惯于由于最初动机的善良而原谅了肇事者。
高伟峰松了一口气，我和很多人迟迟松不下这口气。后来我遇到《新闻调查》做这
个节目的编导张洁，谈起了这个案子，他的想法和我一样。但他告诉我，高伟峰被免于
起诉并不是由于民意的压力或高伟峰本人善良的动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法律。
听到这个解释，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有相关法律毕竟比在压力下不公正执法能让
我接受一点，但明天呢？是不是真的会象高伟峰接受我采访时所的那样：即使理遇到这
样的事，还会采取相似的办法？
那就太可怕了。
无论是死去的张金柱还是行医的高伟峰，新闻人就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件
中体会着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这种冲突还会持续多年。只是希望，我们都感受到一种方
向，那就是这个社会正一步一步向理智与成熟，因为无论是好的还坏的情感，一旦被纵
容，最后都把我们毁灭。
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中国怎样说“不“
1999年5月8号，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清晨，以美国这首的北
约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的悲剧性后果。
这件事我知道的并不早，由于中午没有看午间新闻，下午有一场难得的足球比赛，
直到来到球场，我才听同事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最初我并不相信，“这太不可能了“，
介但同事真诚的诉说让我不得不相信，一瞬间，我们沉默下来，然后就是愤怒。
我相信知道这条消息以后，我们一帮人在绿荫场上说了无数的脏话，矛头当然是对
着敌人去的，我们手无寸铁，而且面对也似乎是一群并不具体的敌人，有一种有劲使不
上的感觉，最初的愤怒除了用脏话来发泄一下还找不到其它的出口。
不一会儿，我的呼机就响了，台里通知我马上回台，准备当晚重播的《东方时空》
，把新的内容加进去。
这个通知救了我，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只能在家里坐着，那是一种痛苦。
晚上7点钟，赶到台里。台里是一片战前景象。这一一在本是星期六，但各个办公室
的人却比往常还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严肃。
评论部的人聚到审看间，讨论我们的节目计划，新的形势下，明天的《实话实说》
要拿下，我们要在当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制作出一期间35分钟的《东方时空》，全面反
映这一事件。
晚上9点多钟，节目方案出来了，报请领导批准之后，10点多钟，各路记者开始行动
。这期间不断有记者在家中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干？“然后就自发汇到
台里，愤怒已经让人无法独处。
中国当然要说“不“，但怎样说“不“却不能不考虑，只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愤怒才
是有价值的。
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开始在演播室里陆续采访专家，他们在情感的愤怒之中理智地
分析着前因后果。
送走专家们，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又采访了前方的记者和在罗马尼亚的邵云环之
子曹磊。我知道，这一个夜晚，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不眠的。
凌晨三点多钟，我开始写结尾语，这个时候，我知道，愤怒是需要理智的，也因此
，我在节目的结尾语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也许我们该看一下今天的日历，5月9号，母亲节，原本这该是充满人性温情的一
天。在遇难者中有一位母亲和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年轻妻子，然而几枚凭空而至的
导弹却改变了这一切，她们再也体会这种人间温情，而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天
分担她们家人的痛苦和悲伤。
然而面对1999年5月8号，我们仅有悲伤、痛苦与气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拥有清醒
的头脑和冷静的认识，这个世界并不象善良的人们相信的那样善良，霸权与侵略一直就
在我们身边。
要相想世界真正和平，中国必须强大，让我们一起加油，把心中强大的中国梦尽早
变为现实！“
我至今都能感受到，当初写下这段文字时心中的痛苦，情感无数次想挣脱理智的束
缚，想最大限度地发泄愤怒，但最后还是在气愤与理智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因为正如我
在结尾所写的：仅有骒不够的。
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听到一个段子，是骂克林顿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天堂中都有一块表，上帝看每一个人在人间的好坏表现，来决定
你的表走得快还是慢。如果你在人间总做好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慢一点，这样你
就可以在人间长寿，而如果你总在人间做坏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快一些，这样你
就在人间短命。结果5月9号这一天，有人上了天堂，好奇地寻找克林顿那块表，结果被
告知，由于天堂炎热，克林顿那块表被上帝拿去当电扇了。“
哈哈大笑中，反映了中国人的一致心理。发泄愤怒是容易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
窗户都被砸了，车好被烧了，美国驻成都领带馆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更有趣的是
，在东北的长春，一个愤怒的中国小男孩将校园内一名美国外教的儿子结结实实打了一
顿。
中国当然要说“不“，主权受到侵犯，3个生命的失去，没有愤怒那才奇怪。
但显然，一味地愤怒下去并让愤怒超越界限也不是办法。
我相信如果听任愤怒美国在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在几个小时办就消失，很多在华
美国人的日子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但中国人没有，几天之中，中国人寻找到了愤怒和理智的最好结合点。因为绝大多
数中国人都知道：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最好的报复。
几年前，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一时。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说“不“显
然不单单是一个发泄民族情绪的问题。
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之后，我听到不少人对我说：“老毛头那时候多厉害，美国佬怎
么啦，照打不误。“听到这话，我理解说这话人的心情，但是要知道毛主席的强硬有其
冷战时代的时代背景，如果让我们真的回到老毛头的时代，人们就真的舒服吗？，毛主
席的强硬是对立在闭关锁国的基础上的，而闭关锁国的结果却是自身日渐落后、内乱不
断。如果我们能在强硬的那个年代，合理地解决说“不“和强大自身的关系，早一点打
开国门，也许今日我们说“不“的底气就会强的多。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说“不“，但有策略地说不正是为了明天说不更有影响力更加
掷地有声。
我当然能够感受到这样做时的痛苦，甚至有一些决策者也和我谈过他们心中的这种
痛苦，但今日世界之中，弱肉强食，不讲策略的说不最后只能使自己日益虚弱，那样的
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在很多年前说过这样一段话：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段话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来。有人读出痛苦，有人读出策略，有
人读出伟大，但不管你怎么想。在目前的局势下，都得这样做，而且越是高层，对其中
的深意理解得越深。
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我常常会有一种咬紧牙关，有一些眼泪和委屈
咽回肚子的感受。但今日不在理智与情感间寻找最好的结合点，明天我们的就无法大声
说“不“。
在我们所遭遇的种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之中，这是最大也是最痛苦的，而这又是必
须让理智占上风的长久冲突。
因此很多年中，我们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怎样说
不。
〓〓〓第十七节·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
内容暂缺
〓〓〓第十八节·泪洒天堂：生命的终结是感叹号〓〓〓
做新闻工作，表面上看是和一个又一个事件打交道，而归根结底，其实是和一个又
一个具体的人打交道。平常做《东方之子》就更是如此。
而一旦不停地和人打交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就都回避不了。曾经眼见着是生龙
活虎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你就被告知他已经躺在了病床上，虽然人得病总是常事，然而
毕竟或多或少有过交往，因此这个时候就常常感慨造物主的残忍。
更加残忍的是要经常面临一些死亡，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我们的镜头前抒发过自己的
抱负讲述过自己的人和珠，如果有一天，忽然哪一位同事告诉你：他已经走了，我往往
会突然愣一下神，然后让他曾经在我们面前说过的精彩的话语在自己的眼前飞过，也算
是一种纪念。
做《东方之子》节目几年，陆续的不少节目中的主人公悄悄离去，比如有一天，我
打开报纸，突然看到一篇纪念前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文章，“他走了？“再仔细一看，
已走了一些天，“才60多岁啊！“可造物主从不因为他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而迟些下天堂
的请柬，看这篇文章时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情自然和其它读者不同，因为几年前，他还
在部长位置上时，我采访过他，清清瘦瘦，办公室里一张整洁的小床，一个知识分子部
长的典型形象。直到采访结束和他告别时，他还在意犹未尽地和我们谈他的忧虑：中国
的乙肝患者能不能少一点。这样一位一直为他人的健康操心的人，自己竟然英年早逝，
而且残酷的是由于他是位优秀的医生，因此身体刚刚有些异样的时候，他就准确地为自
己的病情下了判断，然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细节让我看这篇文章的同时，有
一种再为他做一期
“东方之子“的愿望，然而一切都晚了。
还有的告别给人的突然性更大。96年底我采访了民乐大师彭修文，接着我就出差到
上海，工作之余，我在上海的报纸上惊讶地发现彭修文去世的消息，“这怎么可能？“
然而白纸黑字告诉我，这是事实。可对我来说，另外一个事实是，我刚刚结束对他的采
访没几天，节目还没有播出，而采访他时，彭大师还精神很好，脑子里全是民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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