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当初从北京到陕北插队，和当地姑娘结了婚，然后有了穆然。回北京之后，一直都是
他一个带着小穆然，直到前两年，爱人才从陕西办过来。两口子的工资待遇都不高，希
望自然放在穆然身上。然而人世间公平的事并不多，灾难还是在希望到达之前降临了。
小穆然很平静地接受了灾难，但她从没有想到，灾难不可战胜／也许，小穆然和桑
兰如此坚强，恰恰是因为她们的年少恰恰是因为年少时的乐观？
由于这时穆然的情况已很危急，病房里很静，大家都看着穆然床边的那台仪器，随
着仪器上面各种数据的变化而让自己的心情起起伏伏。
在这很静的病房里，我注意到另外一个病床上的小姑娘。经过询问才知道，她才十
六岁，和小穆然得的是一样的病，但由于是刚刚住院，还没有经历残酷的放化疗，因此
一头黑黑的长发还在，我知道，在这个漂亮的小女孩面前，有艰难的路要走。
一个细节让我记住了这个小女孩，知道了她和穆然一样坚强。
陪在她床边的父亲可能实在太累了，正在打盹，但显然这个小女孩很疼，而她又不
愿意醒父亲，于是我看见她用小手紧紧亏抓着床单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我过去握住她
的手，小声问她“是疼吗？“她用美丽的大眼睛告诉我：是的。
这个小女孩和穆然一个病房，也将和穆然一样，必须让自己坚强。也许她不会象穆
然一样被社会关注，但我还是希望，等待她的结局不要象穆然面对的那样残酷，虽然我
知道，这很难。
我想，在很多献给穆然的鲜花当中，也一定有很多是给这个小女孩的。
面对这两个花季女孩，我知道，命运并不是公平的，至少不象善良的人们想像的那
样公平。
走出医院的大门，想着刚才小穆然昏迷的样子，我知道：小穆然和人世告别的时间
很快要到，这个念头让我一路上心头堵得厉害，列体会到一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复
杂情感。
两天后，穆然走了，坚强没能成为死亡的对手，当我们几个主持人参加她那朴实的
追悼会时，我一直在想：17岁的女孩之所以坚强，是因为她还不知道为何要软弱，这一
点让我们当大人的汗颜。
从追悼会出来，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穆然已经走了，很难说我们曾经把关怀给过
她，因为她最需要的其实不是谁谁谁来了，不是为她做了一个什么节目，而是生命！可
偏偏这一点连医生都没法给她，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更不可能了。
因此我很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然后把这件事忘了，因为穆然随风飘向天
堂，我们在人间曾经所做的一切可能都象思考一样，让上帝发笑了。
可在忘记这件事之前，我还是有个遗憾：我总想，家，该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
一直盼着穆然能够回家，有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在那股熟悉的气味中，安安静静地躺在
父母怀抱中，笑着离去，谁愿意去天堂前，在人间最后的一项事情，是让医生帮助拔掉
自己身上的管子呢？
穆然离去了，我们每个到过她身边的人又都带着各自的心情回到喧闹而争斗的尘世
中，面对死亡，面对一个让人钦佩的17岁，我们瞬间雅了一会儿，可穆然飞走，我们又
将继续回俗。
可还是要感谢穆然，她让我们在急匆匆的奔走中愣了一会儿神，想了想平常我们不
习惯面对的终点问题。
也许有些事该看开一些了。
穆然在天堂还好吗？
〓〓〓第十九节·答问之间：把触动珍藏起来〓〓〓
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向坐在或站在眼前的人发问，形式变化得不多
，然而内容和采访对象却每日变换，走马灯似的采访就是我的工作。
我很喜欢这种问答之中的碰撞和沟通，眼前的人都是禅师，他们的回答和社会与人
生有关，这句或那句之间常常藏着禅机，对我来说，每次和他们沟通都是一堂不用付学
费的课。
节目只有八分钟或十分钟，贡献出来总是浓缩的东西，更何况有些问与答还非得含
蓄，仔细解释是鸡蛋碰石头。
就这样我问别人答，一晃六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今日有意回头，在一路上随便捡起
一些闪亮的问答碎片，算做一种对岁月的纪念和对访人的感谢。
⊙被访问者：赵鑫珊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教授
问：为什么这个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得很快，然而这个世纪的人们却依然需要十八
、十九世纪的音乐来安慰自己的心灵？
答：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
回答者是上海的赵鑫珊，他的专业该是研究哲学，而他对艺术和科学的热情一点也
不低，因此人们习把他当作一位交叉学科的研究者。
在我上学的年代里，他的一本《科学哲学艺术断想》是我们手中的热门书，谁想到
多年以后，他坐到了我的面前。
采访是完全在聊天的状况下进行的，摄像机的存在被我们有意地忽略了，甚至在采
访结束时，赵鑫珊还对我们说：可以开始了，可见气氛之宽松。
我是突然想起这个问题的，可赵先生的回答却显然不是即兴之作。
一想也是，几百年一晃就过去了，表面上看，人类的进步太大了，上了月球，创造
了计算机，克隆了羊然后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克隆你这个人……然而这一切都是生活环境
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外在包装的进步。可我们的内心却很难说比前人进步了多少，甚至
有的时候会觉得：没退步就已经不错了。否则我们怎么总在前人的各种艺术作品中深深
地感到一种震撼和深刻呢？也许我们在对人类的进步赞叹不已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反思
。我们在回首或前瞻时，总习惯于拿一个世俗的标准去评判去衡量，而这些标准总是物
质的、外在的，我们为这些进步沾沾自喜，却早已忘了，我们是人，快乐与幸福与物质
的进步有关，但更与心灵有关。大步走来，你照顾好自己的心灵了吗？
赵鑫珊的这个回答还帮助我明白一个道理：面对这个新来的世纪，我们会有很多的
幻想，人们期待未来时总是乐观的，然而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这就注定，在新的
世纪中人类生存环境以及外在包装还会急剧变化，我们很难想像这个新的世纪中，人们
会生活在怎样全新的盒子中。然而这种变化却丝毫改变不了这个新的世纪中，还会有战
争，还会有欺骗，还会有以大欺小，还会有背叛、有猜疑、有嫉妒……人性中所能制造
出的恶在新的世纪中都将会有。
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这个回答告诉我，总为表象的变化争相鼓掌是愚蠢的。
也许我们该常常静下心来，走进人性深处，看看我们有哪些缓慢的进步！如果真的能有
稍许，那才值得我们快乐地鼓掌！
被访人：袁庚 深圳蛇口开发区的开拓者
答：无论人类的历史怎样弯弯曲曲，它都是走向前去的。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
，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亮一下，但它后来却把整个世界照得灿烂光明。
说这句话时，袁庚已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说这话的地方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处海
滩，在蛇口，这块海滩难得地还没有开发。在袁庚家里，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片海滩。
老人已经不打算住在别处了，每天他就是通过窗户守着这片还未开发的海滩。海浪拍打
着岸边，也会有很多的往事拍打着老人的心田。
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认为蛇口落后了，因此认为袁庚的本事不算太大，更何况
他只是开拓了蛇口这么一小块地方。但老人的回答却似乎不是辨解，他早已从个人的利
益中跳了出来，把一种精彩的感触交给了历史。
老人的语言并不激烈，甚至平和得没有任何煽情的色彩，然而当我听到的时候，内
心深处却有种泪流满面的冲动。
二十多年前，蛇口是一片寂寞的海滩，然而随着刚从监狱里走出来的袁庚的到来，
这片海滩不再寂寞，封闭的中国也就此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清新的海风从南风窗里吹进
大陆，中国人的脸色慢慢不再苍白。
袁庚还作了许多，比如创造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价值千金的口
号，还有在蛇口开发区搞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在袁庚六十一岁之后开始的
。
时间过得真快，二十来年一晃就过去了。现今的袁庚步履已经有些蹒跚，然而思想
却依旧活跃。历史当然从他这一页翻了过去，蛇口甚至深圳都已不象过去那么耀眼，但
是当我们欣赏满园春色的时候，难道不该对当时的拓荒者致以敬意吗？也许再过一百年
，蛇口已经默默无闻，不过但愿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能记住袁庚。因为未来的人们肯定
不会象今天人们这样健忘和苛刻。
被访者：王火作家久居成都
问：您在文革中的境遇怎样？
答：你想啊：我是一个有着两千名学生的中学校长……
在平时看恐怖片，最恐怖的从来都不是直接在屏幕上看见鲜血和肉体的折磨，而是
这种画面只在你的想像中出现，这才让你不寒而栗。
作家王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有点恐怖到了高级境界的感觉。
王火是一个出色的但却少被人知道的作家。当他的《战争与人》获得茅盾文学奖之
后，很多人都问：王火是谁？这让王火在老年之后又找到了一点文学青年的感觉。
进入老年生涯的王火一直居住在少被文坛关注的成都，寂寞地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
事。上百万字的作品是在原稿毁掉一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重头再来的，最后拿下了文学
大奖。
然而在王火家中，那个下午宁静的采访中，却是王火对文革境遇的回答最让我感受
到震惊。
“你想啊，我是一个有着两千名学生的中学校长……“
不愧为大家，话到了这儿，接着便没往下说。我沉默了一会儿，脑海中浮现出种种
恐怖的画面，两千多名学生疯狂的热情，真不知陷身其中的王火校长当时是怎样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