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甚至6岁都不到，还不知道记仇。但是我恨“可怕”夫人。而且我想她可能也恨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迟到，我总是又干净又整洁，我从来不忘换室内鞋。她说我迟钝，那是多么痛苦啊！“很遗憾，他们这儿没有补习班，维多利亚，因为那正是你该去的地方。”
因此“可怕”夫人把我安排在教室后面，这样我就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坏影响了。
如今，如果他们发现你阅读缓慢，他们可能会认为你有语言障碍，并给你额外的帮助，或者至少，会对你好一些。我不认为我有语言障碍，我想我只是厌倦得发懵了。
虽然那几年，我有过一两个好教师，他们鼓励我，没有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低能儿，但是，“可怕”夫人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她彻底摧毁了我的自信，因为自那以后，我拒绝做任何使我想起她的事，比如阅读。我认为那就是让我无法阅读的原因。
戈夫橡树小学像一所老式的乡村学校，虽然戈夫橡树并非真的是一个村庄。它曾经是，但是到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它已经变成现在的样子了，一个比较富裕的通勤城镇的郊区（30分钟到利物浦大街）。这些城镇在伦敦外围，沿A10公路向北延伸，过25号公路直到赫特福德，比如说沃尔瑟姆克罗斯、切斯汉特、布罗克斯堡以及霍兹顿。虽然它离中部伦敦很近，但是，我们学校没有黑人，一个都没有，事实上，一个外国人都没有。我们全都是可爱的白人小女孩儿、小男孩儿。想想那个时候，我们都过着很闭塞的生活。
我最好的朋友，阿曼达·戴维斯，很漂亮，金色的短发、美丽的手、美丽的指甲、完美的皮肤，还有眼镜。她是那种稍大点后会把校服改得看起来很酷的女孩儿。我们得穿棕色齐膝长的裙子，裙子上打了很多褶，金色衬衫，金色、棕色相间的领带，棕色套头外衣，带纹饰的棕色运动夹克。她的裙子总是稍微短一点儿。她总有很酷的铅笔盒，很酷的书包，她甚至有高跟鞋。我总是很整洁，但是从来不酷。
每星期一次，我们在上午10点的休息过后进行“展示和讲述”。活动中，你把有趣的东西带到学校来给班上其他同学讲述它的事情，比如一个鸟巢。其他同学用来展示和讲述的东西好像总是比我的更有趣，尤其是阿曼达。
我还记得她带来的东西——像一只甲虫，鲜红色的，那是一枚她爸爸在布罗克斯堡伍兹罗马公路附近发现的罗马硬币；一个古老的绿色瓶子，它的塞子像一个玻璃球。
我找了要带去的最有趣的东西之一是一个弯弯曲曲塑胶样的东西，看起来就像彩包爆竹里可能进出来的那种。妈妈带着我刚出生的弟弟克里斯琴才从医院回家。她把这个弯弯曲曲的东西给所有来看她的朋友们看，并且向她们描述他如何手里挥着这个东西出生了。他们好像都觉得很好玩。
“到这儿来，维多利亚。你拿着什么？”
“只是用来展示和讲述的东西。”
“张开手。”
我张开手。
“你不能把这个拿到学校去。”
“但是，妈妈，为什么不？”
“因为这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因为这是我的避孕环。”
“避孕环是什么？”
“它让人不能生小孩。”
“可是你刚生了一个小孩。”
有时大人们真难懂，哪怕是我妈妈。她没有对我发火，反而好像在大笑。
“不要再问了。如果你不抓紧，就没时间梳辫子，只能扎几束了。”妈妈总是给我梳头，直到大约14岁。
大一点后，我就不再只站在操场上看其他孩子跳房子，或者跳绳，或者只在一起说悄悄话；我做我喜欢的事：跳舞。
我不只是随便跳跳，我会编排完整的有故事情节的舞蹈。有时是芭蕾，有时是现代舞。这样，下午点名结束后，我们老师，那时是哈代夫人，就会说：“今天为我们跳舞吗，维多利亚？”我会说是的。接着她就让班上其他同学坐下，我就站到学生座位前面去，放我将要跳的舞曲磁带，然后就开始了。
几乎每天都这样。或者说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我太热望表演了——我感觉在舞台上比在书桌后更舒服。假如我没有让他们微笑，我就会让他们大笑，那就是表演所要做的一切。每年圣诞节，我们学校都搞演出，我不惜做任何事都要参加，只要有可能就担任主要角色。有一年我们被告知将要上演《雪人弗罗斯蒂》。哈代夫人说：“哪位同学有像雪人服装的衣服？”我飞快地举手：“我有。”
唔，第二天早上我就会有了。我妈妈在服装方面很棒。
只要有奇特服装比赛，她都会为我和露易丝做出点儿很特别的东西。她喜欢竞赛——我们的约克郡小猎犬甚至获得过“靓丽小狗”奖。我知道她会做出你能想像到的最漂亮的雪人服装。她确实做到了，用做窗帘剩下的衬里布料。它的形状像做成｜人形的姜饼，带有大大的黑纽扣。我穿在身上，戴一顶高礼帽，扎上一条围巾。
我们住在离学校大约一英里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曾经是戈夫橡树的乡村小学，直到60年代才建了新校舍。这是一幢涂成黑白两种颜色、华丽却不太实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妈妈在她搁在厨房地板上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了这则广告。我家的狗，一条名叫萨曼莎的约克郡猎犬，那时已经很老了，在上面撒了一泡尿。那样她才注意到那则广告：“地处宜人的乡村，占地三分之一英亩，一幢华丽而风格独特的独立住所。”
那时，我们住在霍兹顿的一所小房子里面。那是我妈妈爸爸结婚时买下的。1974年4月17日，我在那里出生。其实，我并不是出生在卡克斯顿路，我是在哈洛的一家医院里出生的。但是，有好多年我尽力想把它忘掉，因为哈洛在埃塞克斯郡。我是“辣妹”，不是“埃塞克斯妹子”。
那幢老校舍他们是买不起的，不过他们还是买了。1977年，那儿没有其他房子，只有教堂和路尽头的酒馆。但是，那儿不是农村。如果你相信报纸，你会以为我们在农村里。完全不像那样。我们的周围过去是苗圃——所见之处是以前留下来的数百个温室，那时，“野草谷”种的西红柿和黄瓜比英格兰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它们中的多数现在已经消失了，变成了独立的高级商务房的小型种植园。爸爸认为那些温室不管怎样看着都不舒服，并说那些新房子不错，因为每英亩他们只允许建4幢。但是我想念它们。那些温室，有时玻璃反射出一闪一闪的光，就好像是在海滩上。而我一直都想生活在水边。
做室内改建的那些人已经加好了一层，但就是他们也知道做得不是很好。所以，爸爸决定把所有的都拉掉重新开始。他拆房子很有一手。他甚至在霍兹顿的家里也这么干，那可是崭新的房子。他觉得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窗子，所以如果他加点什么，在卖的时候，他就要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即使是加在一座70年代砌的房子上。我最早的记忆是看到我妹妹爬过一堆一堆的水泥。我3岁半，她1岁。开始的几年，我们好像生活在建筑工地上，里面的墙推倒了半截，很可怕。我记得从暖气片、洗涤槽、木板上爬过去，门没有把手。惟一整理好的房间是我和露易丝共用的卧室。
爸爸自己的电器批发生意刚起步，因此他们请不起工人。让人吃惊的是，爸爸大部分活儿都自己做，帮他的有一些建筑工朋友和我外公——一个退休的码头工人。
外公的头发呈波浪形，从前额向后梳，有点儿秃顶。他绝对是个绅士——甚至在花园里干活儿时，他都穿着西装；哪怕是大热天，他在脱夹克之前总要征得别人的同意。他里面总穿着一件V字领的无袖厚运动衫——“为了不抓住死亡（英文短语catchhisdeath意为”患上重感冒“，小维多利亚从字面上曲解了），”外婆说。好多年我都担心死亡是个什么你能抓住的东西。
妈妈一家来自北部伦敦的托特汉姆，这个地方在那时相当繁华，至少和艾德蒙顿相比是这样。艾德蒙顿更偏东一些，我爸爸来自那个地方。妈妈一家十分富有。外公工作很长时间，外婆经常把一个房间租给托特汉姆“热刺”队的足球队员，滑稽的是，“热刺”队就在那条路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足球队员每周只能挣大约9英镑。
外公在码头上工作，他经常带回家一些奇怪的动物——他的小偷渡者们，外婆这么称它们。他们有一只企鹅，他们把它安置在洗澡间里，还有一只叫杰基的猴子。我喜欢听外婆讲杰基的故事，讲他如何顽皮，如何爱吃果酱，有一次如何从碗柜里拿出一瓶果酱，在厨房里到处跑，上了碗柜，爬上窗帘。那是战争年代，我外婆聚起所有的配给券才买到这瓶果酱。她说，求你了，杰基，把那罐果酱给我吧。
而杰基只是把它扔在地板上，摔碎了。最后，他们管不住杰基了，只好把它送给了动物园。
接着，我妈妈出生了，他们就叫她杰基。有一次我问妈妈她是否介意用一只猴子的名字称呼她，她说她从来没想过。
我的外公外婆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才生我妈妈。那时，外婆已经39岁了，再生孩子就太迟了。这就是我妈妈没有弟弟、妹妹的原因。
我爱外婆和外公。开车去托特汉姆并不很远。过去，他们经常做些照看孩子的事。有时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但是通常是他们来我们这儿。我记得坐在窗口等着他们那辆旧福特“和风”沿路疾驰而来。疾驰是个恰当的词。妈妈称他为开车奔死亡。没有任何信号灯，也不减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以至于在我大约10岁时，妈妈不允许我们搭乘他的车了。
看到那辆车突然转到我们家的车道上来时，我们三个都迅速跑下楼，争着第一个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