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他告诉我说他在希思罗有一家废品回收公司，他在一辆翻斗车里碰巧看到笔记本和CD。他家里人让他别牵涉进来，把这些都扔了。
还有一个朋友建议他把它们放到英特网上。但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让他把东西还回去。当然，因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他感到非常歉疚，所以决定物归原主。
当他说着这些话时，我嘴上说着“噢，真的吗”、“你想得真周到”这些废话，而心里想的却是：这家伙是个混蛋。
但是我越和善，他说的话就越多，我就越有机会从他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那么，不管怎样，”我说，“如果你找到其他什么东西……”
“没有了，”他说。
“好吧，如果有的话。”
“你相信我，没有了。”
“瞧，衣服是一回事，但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是我无法替换的。”
大卫在情人节那天送给我一个镶在银框里的他和布鲁克林的合影，大卫用小刀什么的在边框上刻下了一行字：非常爱你，大卫和布鲁克林。
“它只具有感情方面的价值，”我解释道，“但我和大卫有好多时间都无法在一起度过，因此，如果有人找到它，我真的会非常感激。我把我保镖的号码留给你，万一你找到可以打电话。我真的想找回它。”
“怎么说呢，”他说，“既然它这么重要，我干吗不现在就回去看一下呢。五分钟以后再给我打电话。”
第二十二章 背叛
我等了五分钟，又打电话过去。
“好了，”他说，“我正站在垃圾堆上。”
“真太谢谢你了，让你这么麻烦，它对我真的意义重大。”我对他这么说。而我想的是：这跟垃圾堆有什么关系？
刚才说的还是翻斗车。他编的故事已经有变化了。
严现在我正翻过那堵墙，“他说。又说，”噢，是的，我能看到一个东西在闪光。接着就是是你的照片框。
但没有照片，他说。我说那不要紧。我可以重放一张照片，但那个照片框是无法替代的。但是，他还能看到其他什么东西可能是我的吗？
“没了。”
“你肯定吗？”
但他坚持说没有了。我所知道的是，他只不过是在他家的后花园里乒乒乓乓地翻找着。
他同意将照片框交给马克·尼波里特，他确实做到了。
但后来警方插手此事，他们把它带走作检验。我再次见到照片框是在法庭上。
2000年4月底，足球赛季快结束了。当大卫得知那个赛季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他将不上场时，他没有告诉我，却决定要给我一个惊喜。我和大卫总是为对方准备一些小小的惊喜。
我们经常谈起要再买一只狗。“扑费”和“史努比”都已长成了大狗，非常凶猛的警卫犬——我都不敢把手指伸进新房子那里的狗舍的网眼里。我当然也不会让布鲁克林靠近它们。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只长满绒毛的白色狮子犬，我们；常说要从动物收容所领回一只来。
因此当大卫告诉我他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我肯定那是一只狗。我当然问他了，但他只是笑，那种模棱两可的笑。
但是我确信是一只小狗。因此，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半是兴奋——我可以带着它到处逛了——半是害怕：我连一个婴儿几乎都对付不了，我如何能分身去照顾一只小狗呢？第二天早晨，大卫说在他告诉我秘密之前，我们得把他妈妈送到机场——她一直在这儿帮我们照顾布鲁克林。
我们确实去了机场，但我们没去动物收容所，却飞到了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名），到了肯纳和南希·贝里（肯纳·贝里为“百代”唱片公司的执行官，南希·贝里为美国维京唱片公司副主席）的家。我们在婚礼前一个星期去过那儿。这就是那个惊喜。大卫悄悄地把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预先收拾好，让马克提前送到机场，把它们装上了一架他已经安排好了的私人飞机。几天来他一直在盘算安排一个活动——到某个靠得住的地方，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状况。他先想到的是迪拜，但接着他就决定那儿对布鲁克林来说太热了。只到昨天夜里，他才最后决定去托斯卡纳。
当我们在比萨降落时，猜猜怎么了？一群摄影记者和等在那儿要签名的人。这简直让我受不了。我为他们签名，努力想面带微笑，脑子里却一直在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好司副主席。
像有人已经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这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我都不知道，甚至大卫也只是在那天早上才确定下来的。租给我们飞机的人——是我们绝对相信的人——也不知道。
马克知道。
这句话落在我的心口，就像老式自动售货机里的水果掉出来一样，发出一声闷响。
切斯特动物园那件事，还有其他人知道，比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但这一次，完全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只有马克。然后我又想起了莫斯迪克。我一直在想除了旅行社的人没人知道我们将去莫斯迪克。但马克知道。
还有另一件怪事儿。上飞机时，我问大卫为什么不带上马克？大卫告诉我，马克说了没必要。马克说：“你们在意大利会没事的。”
在意大利会没事的？谁都知道意大利是世界绑架之都。
马克知道。
又一声闷响。
尽管事情已对得严丝合缝，我还是不断想起他如何以孩子的性命发誓说不是他泄的密。我没见过他的孩子，他离婚了。如果他有孩子的话，没有哪个父母会这么说，会吗？我在想，他曾说过会替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
我将它置之脑后，我总有这种想像力。如果我听任自己这么想下去的话，我能把二加二算成十。我们会有一个不错的假期。阳光明媚，布鲁克林正是戏水的年纪——在曼彻斯特体育中心，他已经能和我们一起游泳了——而且第一次感觉到没有保镖在身边真好。
“玩得开心吗？”马克到机场接我们时问道。
“好极了，谢谢。非常开心。”确实如此。大卫在那儿过了生日，我为他的生日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不声不响地安排双方的父母一起出来跟我们共度几天。
我们到肯纳和南希·贝里的别墅去过几次了。每次我们都说：要是我们父母也能来住几天就好了。因为尽管他们显然见识过豪华的旅馆，可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食物、装修，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惊讶。
我还得订购些礼物，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不在英国庆祝他的生日，当然也没有随身带礼物。
起先，我想不出该买什么。后来我给威廉姆·亨特打了电话，他是个男装设计师。大卫非常喜欢他的服装。我请他寄一些西服来。然后我又给我们的朋友布鲁斯打电话，他在西奥·方奈尔珠宝店工作。请他把我先前订的耳环给我寄来。
大卫对此一无所知，我一直保守着秘密。什么都不能让他知道。因此在他生日这天的早晨，我们走下楼梯，工作人员真是很周到——前厅充满了气球——惊讶，惊喜。不仅有气球，还有他爸妈和我爸妈。他们前一天很晚才到，而大卫没听到一点动静。
这是个完美的生日。首先，我们一起吃了早餐，然后一整天我们都懒洋洋地呆在游泳池边消磨时光。晚上，我准备了一顿生日晚餐，有大卫最喜欢的食物——他在意大利只吃这道菜：意大利面食和奶油豌豆，甜点是蒂拉米酥。晚餐如此丰盛，以至于你会认为他们是在给四十个人做饭，而意大利人就是那样，做什么都慷慨大方。后来我们邀请为我们精心安排了每件事的全体职员与我们同饮。
回家后的那天晚上，大卫出去买外卖。正在这时，前门的蜂鸣器响了。是马克。他通过门上的对讲电话说：他能上来吗？他想说些事情。
他进来后，发现大卫不在家。“他一会儿就回来，”我说。
马克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你瞧，”他说，“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喜欢为你们工作。但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吃了一惊。我们已经开始完全依赖他了。他什么都做，从开车到取干洗衣物。许多时候，他更像一个私人助手，而不是一个保镖。
“你找到新工作了吗？”
不是那样的，他说。是因为他父亲。“我母亲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我不想这一次再发生同样的事。”
“如果多休假会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我说。
他摇摇头。
“我只是需要这段时间来陪伴他。但我不想让你为难。我会陪你去美国。回来后，我再找个人替我。”
我们原定两天后去洛杉矶。我、大卫和布鲁克林。我要去做我的专辑——说到“我的专辑”这几个词，我得习惯用这样的字眼，而不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骗子——马克按原计划将与我们同行。
“但如果你父亲真的生病了，你肯定不会愿意在洛杉矶闲逛。”
我真的感到惊慌失措，一直希望听到电梯声——但大卫还没有回来。
马克离开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发抖。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卫时，他也像我一样吃惊。那洛杉矶之行怎么办？我们已为马克订了机票，因此我们决定他还是跟我们去的好。
洛杉矶一直是个社交的好去处。因为当“辣妹”刚出道时，在维京工作的许多人现在都以加州为基地。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见过大卫，因此这是我们出双人对的好机会。我通常一个人或带我妈妈或露易丝去参加那些聚会。
最终，我很高兴马克能与我们同行。他做了所有关于安排车和预定餐桌的活儿——这些正是大卫不好意思去做的。马克还说，当我们出去时，他很乐意照看布鲁克林。这对布鲁克林有好处，在他这个年龄，夜里睡醒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在陌生的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他会害怕的。马克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