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
当我再一次以飞快的速度给出了正确答案，他终于低声说了句“Good”，然后问，“你现在有没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一共有几个？是哪些公司？”
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他的表情终于不再横眉冷对，提的问题也终于走上了正轨。
据说在我的评定书上，他填写的意见是：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渴望忙碌
1996年7月，我来到位于纽约百老汇1585号的摩根斯坦利总部报到，正式成为了M&A的一名分析员。
自从坐在办公桌前，一天一天，我时刻都在等待着召唤。只要桌上的电话铃一响，我就会盯着来电显示，满怀期待地祈祷：JimHead，一定是JimHead。
JimHead就是当时的AssignmentAssociate。望眼欲穿，我始终没能等来他的电话，却眼睁睁地看着同届的分析员一个一个，兴高采烈，全都投入了工作中。
他们时而紧张地在Bloomberg里查找股价和股票总数，时而抱着厚厚的一摞年报寻找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又或者跑上跑下地到Graphics（图表部）去更新给客户做的图表演示。在别人最忙碌的时候，我却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假装学习着早已经被我翻得滚瓜烂熟的培训教材，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急如焚：他们先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先开始学习，他们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却虚度着光阴一无所获，以后，我和他们的差距怎么弥补？
中午，在咖啡厅吃饭时，新来的分析员聚在一起，常常 彼此询问：“Areyoustaffedyet？（你分配到项目了吗）”“Whatareyoustaffedon？（安排你做什么项目？）”每每此刻，我总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低下头，小声回答：“还没有安排我做项目呢……”
这时，大家就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安慰我，好像我是个被人遗弃的可怜孤儿：“可能Jim下一个就会想起你啦！”
傍晚6点，我同样灰溜溜地下班回家。虽然在普通公司，这正是下班时间，但在投资银行，到了此刻，一天的工作时间才仅仅过了一半甚至1/3。尤其是第二天上午，走进办公室，听到新同事们半是兴奋半是抱怨地说，又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我总是羡慕地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呢？
在那时的我看来，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忙碌地工作更值得我倾心，更让我渴望。
日后，当我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甚至接电话时，我也会怀念最初那些悠哉游哉的日子。天知道，又不是普渡众生，当初的我怎么会鬼迷心窍地盼望着受苦受累？
第9天，坐在我不远处的Brian也接到了Jim的电话。看到他欢天喜地地冲向Jim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是M&A部门里唯一的闲人了。
在办公室里，我开始度日如年。面试时我就知道，最好的分析员永远是最忙碌的，最忙碌的也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优秀，承担的工作就比别人多，因为做得更多，收获也就更多，继而理所当然地更加优秀。
两三个月以后，我确实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种投资银行的怪圈，然而在当时，我却变得疑神疑鬼：难道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分析员，没有经理愿意让我参加他的项目？还是因为培训期间，我给同事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终于，我坐不住了。第10天早上，我主动拨通了Jim的电话。
“你好子墨，是不是因为分配项目的事情打电话？”
Jim料事如神，我也直截了当：“是，我可以来你办公室谈谈吗？”
我万万没想到，Jim居然一口回绝了：“我现在有点忙。你别急，再等几天，有合适的项目，我会找你的！”
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并不理解Jim所说的“合适”其实有着许多特殊的含义。
写在脸上的：Enthusiastic
整整14天，我郁郁寡欢，无所事事。直到正式工作两周后，我才终于盼来了Arco这个所谓的“合适”项目。
通常，每个项目小组都有三到五名核心人员。Arco组里除了我，还有一位董事总经理Steiner，一位高级经理Kamal，和一位二年级的分析员Henry。
Kamal是哈佛商学院的MBA，也是部门里公认的最聪明能干的经理之一，因为是黎巴嫩人，所以有浓厚的中东口音。Henry则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在美国出生的韩国人，也是部门内的明星分析员之一。可以说，Arco团队是个名副其实的全明星队。
在投行，第一个项目的表现，往往决定了你的口碑。此外，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团队是否能干并且受人尊敬，是否能够很好地言传身教，也极为关键。
在M&A，Henry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庆幸并且感激，在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是他教我画出了漂亮的第一笔。尤其是在Arco项目上，正是因为Henry的指点和帮助，我才掌握了各种技巧和窍门，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M&A分析员。
Henry分配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做InformationBook，也就是收集资料。买卖双方最新的10…K、年报、过去三个季度的10…Q、半年内的相关新闻、各个投行的研究报告，以及客户的内部文件和预测……我迅速从图书馆调出所有资料，分类整理，又请复印中心一式4份，装订成册。
2个小时后，当我抱着整整600多页的资料手册，一路小跑来到Henry面前时，他的表情却有些意外：“这么快！我还以为你明天才能做好呢！”
等这一刻，我已经等了两个星期，我怎么能不快呢？
“Steiner和Kamal要的材料我已经送过去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主动请缨的我，脸上一定写满了同一个单词：Enthusiastic（热切）。
“你先试着自己做Comps和P…Paids，明天中午12点交给我！”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下午3点，也就是说，我有21个小时来完成任务。
在分析员眼里，Comps和P…Paids其实都是最无趣的工作之一。虽然做到完美无缺，需要正确的判断和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们的计算却极其简单，绝不超过小学生都熟练掌握的加减乘除。然而，初入投行的我却把这项工作看得神圣不可侵犯。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做真正的财务分析！
十几家公司的10K和10Q堆在我的办公桌旁，有几千页纸。我迅速把自己埋在其中，按照培训期间学到的方法，铭记着checkthenumber（检查数字），生怕写错一个小数点，就会连累客户多付出几千万美元的代价。
但那天晚上，我却守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仔细核对。当我像交付心爱的宝贝那样，把完成的Comps和P…Paids交给Henry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你又早了12个小时！一年前，我刚开始工作时，和你一模一样！”正忙着做另一个FairnessOpinion（公平意见书）的Henry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理解地笑了笑，“不过，明天中午我才有时间检查你的工作，赶紧回家睡觉吧！趁你现在有时间，多睡一些！”
Henry很有先见之明。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像那天那样在午夜12点以前回家，几乎成为了我最大的奢求。
决心说No！
做投行的那4年，我参与完成的最大项目是BP（英国石油）和Amoco（阿莫科）的合并。交易宣布那天，是1998年8月10日。当时，我已经离开纽约，迁往摩根斯坦利香港分公司工作。或许是因为刚搬到香港不久，炎热潮湿的天气和完全不同的工作让我每天心烦意乱，对纽约这个我仅仅生活了不到两年的城市，竟然产生了许多乡愁一般的怀念。
11日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看到电话上红灯闪烁，显示我有新的留言。
我把电话放在免提上，心不在焉地一条一条过着留言。突然，一个我听过成百上千次、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出现了：AdresRubio！
我一把抓起了电话，Adres露出洁白牙齿的笑脸仿佛就在眼前：“你好子墨！是我，Rubio，Gordan和Ji…Ann也在这里。”然后，电话中响起了Gordan和Ji…Ann与我打招呼的声音。
“我们的项目终于完成了。恭喜你！更感谢你过去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能够和你一起做项目是我们的荣幸，没有你在，我们的庆功晚宴会少很多乐趣，不过Adres会负责把纪念品寄到你手上。我们都很想念你！”印象中，一向严肃深沉的Gordan，声音从来没有如此欢快过。
的确，Gordan怎能不开心呢？BP和Amoco的合并价值560亿美元，超过了3个月前刚刚宣布的Daimler和Chrysler380亿美元的交易，是截至到那时最大规模的工业合并。以交易价格计算，新公司市值高达1400亿美元，不仅能够迈入世界三大石油公司之列，还将成为英国最大的公司。作为Amoco的顾问，摩根斯坦利也将从中获取巨额的顾问费用。
短短的留言让我思绪起伏，我的心仿佛飞回到了万里之外的纽约，而记忆也翻回到一年多以前，我加盟Amoco小组的日子……
1997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刚结束了一个内部会议，随身携带的呼机便“嘟嘟”地响了。屏幕上显示着7251，我知道，这是当时的AssignmentAssociate，SanjaySwani的号码，。
9年前的美国，手机远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在许多投行里，呼机却是人手一个。火急火燎的传呼，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项目。早已经忙得晕头转向的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说No！
“可别告诉我又有新的项目，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星期了，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一踏进Sanjay的办公室，我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他。
Sanjay是100％的印度血统，却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学一毕业，他就加入摩根斯坦利担任分析员，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后，又以经理的身份重回公司，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