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文稿，妙语如珠，到处受人追捧。以至有好几次被没见过他
的人当作是某个仗着祖上万贯家产过日子，满身铜臭的乡下土财主。对此金的态度是非但毫不介意，私下里甚至还视作是自己一直期待出现的某种戏剧性效果。
评点本《水浒》《西厢》的问世奠定了金在中国通俗文学批评界的地位，这方面的里程碑意义恐怕至今无人能及。尽管此前已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热门小说提供的启示，金却是这帮人中干得最出色的。在他为自己制定的总题《六大才子书》的系列写作计划中，尚有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等历代名著有待完成。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艺术的宏丽和思想上的离经叛道。鲁迅先生当年为讥讽考据派所需，曾将金对前人著作的出色阐述解释为“只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这样的批评或许有失公允。在我看来金圣叹等人代表的是十七世纪手工业萌芽时期典型的市民精神——朴素、粗犷和朝气。这与袁中郎、王百谷辈的矫情与风雅简直就是两回事情。事实上他自己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里也曾反复强调“文章最妙，是手写此处，目注彼处”“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是天下万世锦绣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这段话既作为金艺术上的夫子自道，也对一向令人困惑的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切中綮要，腠理自现的澄清。而在包括诗歌在内的其它文学样式上，我们将有幸看到金的成就同样引人注目。看来生动的口语与白描手法并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
样影响他的艺术魄力，反而赋予他作品一种粗犷、野性的力量。被辑录在《唱经堂诗选》里的那些诗先后得到沈德潜、袁枚等诗坛大家的推崇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作人当年在不同场合也多次提到，对金《西厢》卷首的大文，托名施耐庵的《水浒传序》，以及唐诗制义里的那些谈诗的短札，他一向是作为最好的散文来对待的。以下这个例子也许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当时在文坛所受重视的程度。金生前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唱经堂唐诗评》一书，而从顺治版的《而庵说唐诗》卷首星岩居士梁纬的跋来看，崇拜他的同时代文人确实不少。“余于清人诗话中得金圣叹、徐而庵两先生，其细论唐诗透彻骨髓，则则皆中今人之病，真为紧要之话。”考虑到此人本身名气不小，这样的评价也算得上荣幸之至。据周作人先生后来考证，“星岩本名梁川孟纬，妻名红兰，皆以诗名。”
入清以后金圣叹作为大众文化代表的固有形象突然又一下黯淡下去，甚至模糊难辨，我认为这主要出于他主观上试图保持低调的自我设计。其批评的对象也一反往昔的激进与锋芒毕露，开始对像才子古文、唐诗、时文精选这样的时尚读物感兴趣。出版界的鼓动与重金诱惑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真正的问题也许在于新的政治格局下处世面目的无所适从和试图重新确认。“佳瓷既损，必无完理，反复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饭后无事，翻倒敝箧，则见新旧逋欠文契不下数十百通，其人或有或亡，总之无有还理，背人取火，拉杂烧静。”虽然不能肯定他眼中的新旧逋欠文契与碎损佳瓷是否象征覆灭中的前朝故国，但纪录在《人生三十三快事》里的这些沉痛惊警之论，说没有一点“微言大义”的意思在里头也是不可能的。同时那段时间里他突然热衷于写诗也并非完全事出无因。考虑到当时我们这位前朝遗民的复杂心情极需寄寓与承载，一向以含蓄蕴藉见长的诗歌形式理所当然也就成了最佳选择。
一个知识分子在结束暴政的异族统治面前所持的立场应该是什么？不管别人怎么样，在合作与对抗这一常见的毫无新意的格局中，金为自己选择的方式是既不合作也不对抗——一种纯粹的中立态度。这可以从他《咏陶渊明抚孤松图》的“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和《咏柳》中的“陶令门前白酒瓢，亚夫营里血腥刀。春风不管人间事，一例千条与万条”看得出来。与他持同样政治观点的当初似乎还有冒辟疆、余淡心、李渔等江南名士。所幸的是，那时的政府尚不至于象后世的某些朝代那般苛刻。个人的生活习惯和隐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唯一的要求是脑后的辫子——作为某种政治符号和底线。有关他顺治年间的生活情况一向少见记载，除了偶尔发现他去太湖东山大女儿家的贯华堂读书度假外，大多时间想必都在唱经堂中著述自娱。因为对他来说，写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从“夏月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这样的寄兴文字中，似仍可略窥他那时日常生活的片断与情趣。
金圣叹兼有艺术家的天赋与商人的精明，但他显然对仕途功名一向缺少常人所热衷的那种浓厚兴趣。已被学术界考定为金伪撰的那篇贯华堂所藏古本施耐庵序很好地描述了他甲申前后的思想轨迹——提倡闲适人生和嘲笑功名利碌。取材于《论语》故事的个人笔名圣叹，据金的一位资深研究者张国光先生分析，其本意也不外乎“以孔子赞叹的不愿作官的曾点自比”。当然那时除了金以外，出于各种个人因素厌恶科举，梦想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人生成功的人也并不是没有，但象金那样能将艺术与商业加以如此巧妙包装的作家确实非常少见。无论评点杜诗还是编辑考试类用书，他都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赢得市场。在明末清初愈来愈看重金钱和物质享乐的文学界，不少人将他的成功视作经典个案，并作为自己膜拜与模仿的对象。比如稍后的张竹坡与李渔。邯郸学步为《姑妄言》写回评的林钝翁。还有乾嘉年间以脂砚斋为首的那一批致力小说评论的落魄文人。至于清代地下政治组织天地会以金批《水浒》序言中“以天地作父母”一语喻意命名，流谬颇广的《古文观止》无论篇目及评语均照抄金的《才子必读古文》，则可以从另外角度看出金的一生于后世的魅力与深远影响。
第二章
金圣叹的面目（4）
廖柴舟的《金圣叹先生传》作于十七世纪后期，迄今为止仍然是搜集金的生平最详尽的著作。这位虔诚的广东人一生的很多时间被用于寻访金的遗迹，包括收辑著作残稿，遍访亲友，到金的故居苏州憩桥巷实地踏勘。他有一种荒谬的个人见解，那就是金之所以有那样超众的才华与见地，全部秘密在于有某种神灵附身。艺术之神通过金的肉身发言与布道，这就是廖试图为我们描绘的荒诞情景。在文中他甚至还给金的死因抹上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其中的一个真假难辨的细节是“其解杜诗时，自云有人从梦中语云‘诸诗皆可说，惟不可说《古诗十九首》’，先生以为戒。后以醉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几，遂罹惨祸。”这与尤侗在《艮斋杂记》内所胡说的什么金解“律诗分两截腰斩，是身首异处之兆”简直同样荒唐。据邓之诚先生考证，“（尤）侗之诋为争才子名”。而廖燕是将金视作精神偶象，以至被越缦堂主人李慈铭讥为“瓣香所在，自居何等”的人。在试图解析金的被杀时，两人却表现得异口同声，这的确是非常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金的笔力与才情已经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理解与想象。如果不是几年后哭庙案的意外牵连，他也许会象唱经堂窗前的那几十株迅速拔高的芭蕉那样，用不可抗逆的浓阴与勃勃生机覆盖他所处的文坛
。
将金圣叹与冯梦龙、凌濛初等其它畅销书炮制者区分开来，是因为金字里行间那种很难为商业气息漫漶的思想光芒。他也不象吴梅村、余怀等人那样，企图通过饮酒品剧、伎乐歌吹这样的世俗享乐忘怀自己的遗民身份。他是喧哗中的沉默者，又是酒鬼堆里最清醒的家伙。无论小说回目前大段大段的议论或诗中的某个用词，都是他人生见解的酣畅表达。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明代的李贽——另一位风尘高人。从两人对《水浒》与《史记》的评价中，确也可以看出只有艺术大师之间才具有的独特眼光和相象之处。
另一位艺术大师李渔同样对金惺惺相惜，尽管这一点许多年来罕有人知。在《闲情偶记》一书的第三卷，李在谈到金本《西厢》对戏剧界的贡献时说“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之填词为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在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作祟的前提下，这样谦卑的恭词竟然出自一向狂负简傲的李笠翁之口，其中的意义确乎非同寻常。晚清的梁启超甚至以历数生平恨事的方式表达他对金的仰慕并详述其理由：“余于圣叹有三恨矣，一恨圣叹不生于今日，俾得读西哲诸书，得见近时世界之现状，则不知圣叹又作何等感想。二恨圣叹未曾自作一小说，倘有之，必能与《水浒》《西厢记》相埒。三恨《红楼梦》《茶花女》二书出现太迟，未能得圣叹先生之批评。”按照这样的推崇备至来看，如果金果真遂梁所愿生于同代，而戌戊变法又能侥幸获得成功，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样一种推测，那就是梁肯定会力荐金出任新政府首任文化部长。
让金圣叹来评点大仲马的《茶花女》会是怎样一番新鲜模样？这样让人忍俊不禁的奇想，也亏梁启超的政治脑袋想得出来。不过说起来金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倒还有几分相象之处，除了生前同样未能有足够时间来完成手头的著作，在一生的文学生涯中也始终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想想当今的通俗文学作家如金庸、古龙等无故受到的非议，就不难对金在当时文坛的处境有深切的感受。这也正是为什么一六六○年当他偶尔得闻顺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