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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一批文人的革命性有限。《书生论剑》之中，最为彻底的反叛者大约是一身蓑衣、独自吟唱“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张志和了。他栖息于一条舴艋舟之中，甚至不愿意上岸敷衍地与权贵们握个手。其他文人无非在失意的时刻画一些梅兰竹自况，或者寄情山水，隐身林下；或者挟妓招摇，放浪形骸。不合作――这是许多文人的象征性姿态，也是他们抵制权力的全部内容。通常，这是一种没有危险的逃避，一种乐在其中的反抗。先秦时期的村夫野老早就遗下一首著名的小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其实，即使下决心“不合作”的时候，龚自珍、余怀或者赵孟钣胛饷反迕且裁挥斜日庑┐宸蛞袄献叩酶丁！�
《书生论剑》之中的许多事实证明，许多失势的文人仍然怀有幻想――他们时刻等待朝廷的再度召唤。即使他们去意已决，这种“不合作”成就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名节。他们的“不合作”不会损害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无论是滔滔的治国宏论还是画在纸上的梅兰竹，这一批文人都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提出质疑。《明朝来信》之中的袁宏道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他竭尽全力逃离宦海，而且在一封长信之中阐述了人生的五大快乐，从感官享受到读书写作，从泛舟漂浮到歌舞宴席。尤为另类的是，上述的快乐散尽千金之后，最后一个人生快乐竟是托钵行乞。这对于学而优则仕之类的理念不啻于莫大的反讽。然而，即使如此，袁宏道仍然不可能正面向权力运行机制进行犀利的挑战。
这一批骚人墨客身上有没有可能寄存了某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他们身上是否隐然地体现了未来历史的某种胚芽？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助于考察某些文人的复杂表现――考察他们如何巧妙地使用独特的文化资本，如何利用文化资本与权力体系形成一种隐秘的交换关系，并且如何萌生出另一种人生理念。这个意义上，《书生论剑》之中的《梅花草堂主人》、《随园食事及其他》、《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三篇引动了我的不少联想。
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与随园园主袁枚的遭遇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常识渊博的张大复屡试不第，三十四岁才勉强考了个秀才。尽管诗礼人家争相延聘，但是，近于盲人的张大复晚年还是相当凄苦：“盲杖。笔砚。清谈与冥思，加上继子张桐瘦削的肩膀，对他来说几乎已成为生活的全部。”相形之下，袁枚的日子风光无限：“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随园的“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袁枚“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镜子。……”《随园食事及其他》揭示了袁枚庞大开销的来源：《随园诗话》入选者的孝敬，书籍本身的销售，替人写作序言、碑、传墓志挣下的一大把润笔，另外，袁枚在吟风弄月之余还拿出一大笔巨款放贷或者投资实业。很大程度上，袁枚类
似于现今当红的文化明星。袁枚不仅拥有罕见的才赋，更为罕见的是，他从容不迫地将这种才赋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且完全兑现为经济利益。这意味着，袁枚成功地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这种配置之中，仕途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首要的出路。无论是赞许袁枚的通达还是痛诋他的投机、道德沦丧，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袁枚的身世意味深长地逸出了传统文人的模式。他既寄生于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同时又开拓出某种前所未有的空间。
某种程度上，李渔是与袁枚是一丘之貉。李渔对于仕途无所用心。除了戏剧之外，李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享乐主义者。他告别了仕途功名，转身返回自己的家中。李渔远不如袁枚富有，这肯定他乐意亲自动手重要理由。他将文学之外过剩的才智用于追求生活质量，家是他施展身手的唯一场所。无论是马桶、蚊帐、箱笼箧笥还是窗户、暖椅、凉杌、厨艺，李渔的革新都极富创意，令人拍案叫绝。他的确没有为自己胸无大志而羞愧，李渔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才情投入世俗生活的情趣，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相对于那些古板僵硬的封建士大夫，李渔堪称另一种人生楷模。他以享乐主义的姿态隐然地解构了圣贤的古训。就《书生论剑》而言，袁枚和李渔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新的历史动向，尽管他们远不是作家最为崇敬的人物。
令人感叹的是，袁枚或者李渔所代表的历史动向并没有机会大规模的扩张。市场、消费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封建社会并不是以渐进的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惊天动地的革命和战争更为有力地截断了古老的历史，并且划出了一道新的地平线。五四新文化运动扯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胡适的八项主张、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成为崭新的文化风景。相形之下，岁寒三友之类的象征空洞陈腐，泛舟江湖的出世之姿软弱无力。即使那些传统文人天份高绝，他们也只能在一个陈旧的框架之中踯躅，找不到真正的突破口。质疑皇权，倡扬民主，唤醒民众推翻黑暗的铁屋子，这只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仅是因为良知或者个人观感而关心民瘼，他们也不仅因为儒家、佛家或者道家的学说节欲自重，修炼人格。个人、社会、科学、道德伦理等一系列问题都在现代知识――例如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总之，《书生论剑》之中的那些文人镶嵌在古老的历史之中，越退越远，渐渐成为绝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们留下的是感喟，是启迪，是不尽的历史思索。什么叫作历史散文？漫漫的历史风尘和感喟、启迪、思索――这就是了。
关于本书
《阴阳脸》书评
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试图纠正历史上的某种偏见。
谢有顺《研讨会发言纪录》
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统一体。
吴俊《研讨会发言纪录》
柯平的《阴阳脸》，于古代近代的文人文事间写出历史的苍茫，博学、智慧、从容、飘逸。
周维强《沙漏的舞蹈》
我仅读过一篇《随园食事及其他》；作者柯平，描写袁枚其人，好看。
王安忆《我读我看》
从《西湖》读你以散文形式写西塞山，不禁心向往之……我欣喜于有些散文中的诗，比诗中的诗还多，还浓郁。
邵燕祥《与作者书》
《阴阳脸》一十六篇，实际上是十六个传统文人的个案分析。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相似？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止步于哪一道历史门槛面前？作者尽可能让十六个著名人物返回当时的历史脉胳之中，呈现他们性格之中的历史必然。
南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第一章
《客杭日记》始末（1）
文柯 平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满天，寒气逼人，候北关门，接待寺钟响，换舟入城”。七百年前秋天的某个早晨，一位前来谋取升职的镇江文人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杭州之行。曙光刚刚刷亮江浙行省官署前睡意朦胧的石狮，他已来到这权欲横流的元廷江南行政中枢，在礼部、照磨所、儒学提举司等办事衙门作穿梭般的拜访谒造，包括会见亲戚、同乡、旧友、上司，分赠土产，递交推荐信和个人求职申请，并尽可能争取打听到更多的内幕消息。这位时年二十八岁的年轻男人身体羸弱，目光明亮，生有一双女人般的小手和一部美髯。当天晚些时候他下榻于城中位于清河坊附近的施水坊桥梳头沈待诏之楼，与一位同样来杭谋职的金坛人尹子源正好同寓。由于内心为即将实现的职业理想所激动，加上考虑到在杭期间官场应酬所必不可少，当房主人具酒为之洗尘时，他轻易甚至不无欣然地破除了禁绝已久的酒戒。夜深以后，前来看望的朋友们陆续散去，他在床前一只内置便桶的矮柜上秉烛写日记。由于一天应酬下来实在太累，只勉强记了一百来字就草草上床安歇。
此前二十余天他一直在为这次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行程作准备──从经济学和关系学两个方面。其间又有一半时间用于旅途，一半时间在家乡镇江精心谋划。“为甘露寺本无传长老钞经，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笔者，书小楷数千而不伐，可爱可爱”。“同白无咎到太平寺观壁上画，水中作一笔，绕之不断。立视久之，若汹涌生动之意，奇笔也”。没有人相信出现在日记开头部分的这种羽扇纶巾式的风雅，竟然只是一篇重彩浓墨的世俗文章的一部分──作为点缀与过渡。事实上正是这位甘露寺里赠笔的客人为他带来了约定中的有关杭州的最新消息。而后者白无咎的父亲白珽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