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攻击’，如果倒译成英文就反而变成了physical assault，而不会使人联想到是对一个完整形态的“人”的攻击。”因此，孙隆基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对自己对别人都只有‘人身’观念，而没有‘人格’观念。”
其实，在汉语中，“身”的定义除了指称自己，还包括人生、生命。比如人的一生就用“终身”来形容，儒家对士大夫的理想要求则是“安身立命”。推而广之，中国人对“身”的这种运用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比如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叫“出身”，家庭财富叫“身家”，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叫“身价”，生存状态明显改善叫“翻身”，为了某种理想奉献自己叫“献身”，如果献出的是自己的生命则是“舍身取义”或叫“杀身成仁”。
即便在为人处世当中，对“身”的强调也是屡见不鲜。假如一个人在社会上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叫“身不由己”，为了保护自己，只好“明哲保身”，倘若连自己都保不住，那就是“自身难保”，搞不好还要赔上“身家性命”，到时，那就永世不得“翻身”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带有很强的“身体化”倾向。这种身体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吃饭”和“安身”成了中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大追求。过于现实，缺乏对人生的“终极关怀”。
或者说，只要这两样满足了，就无可无不可了，至于什么精神、情感、信仰似乎都无所谓了。（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在中国，为什么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始终无法做到深入人心，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而“吃饭”和“安身”似乎又相辅相成、彼此照应的。孔子很早就说过，“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见面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了吗？”，找工作有时候也被说成是“混口饭吃”，在一个单位混得好，叫“吃得开”，混不好，叫“吃不开”，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叫“揭不开锅”，朋友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请客吃饭”，甚至拉交情走后门也得首先用“吃饭”这一招作为见面礼。而我们“混口饭吃”除了养活自己之外，还要养活一家老小，比如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养孩子是为了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养父母是为了恪尽孝道、养老送终。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使人把生存的意向集中在世俗中，不像世界上其他的高级宗教那般，具有“超越”与“拯救”的因素。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层原因。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
二、中国的男人普遍缺少“青春期”（4）
2、体现在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养中，就是只注重对身体的“照顾”，不注重对个性的“培养”。
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吃”，一个“养”。“吃”是为了“养”，要做到“养好”，就必须先“吃好”。核心都是为了“保重身体”，在父母对儿女的抚养中，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对孩子的吃穿住行都很小心在意，哪怕生了点小病也焦虑万分，但对孩子真实的内心感受很少关注，至于说培养孩子的个性更无从谈起。只要听话就行，我记得曾经参加过一个主妇杂志举行的读者咨询会，来的都是学龄前孩子的妈妈，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些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上了小学以后“会不会不听老师的话”“会不会调皮捣蛋”，好像孩子淘气一点就是“不乖”，就是“坏孩子”。在西方社会，尤其是新教文化的西方人士，除了照顾孩子身体的需要之外，也注重孩子个性的培养，如很小就他们单独睡，鼓励孩子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判断。
3、同时还导致整个中国文化弥漫着很浓厚的“口腔化倾向”。
由于中国人在生存状态、家庭关系、人际交往中过分看重“吃”的作用，由此，孙隆基先生认为：“整个中国文化弥漫着很浓厚的口腔化倾向。”所谓“口腔化”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弗洛伊德曾经把人的成长阶段分成若干重要阶段，如“口腔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等，其中“口腔阶段”是初生婴儿经历的阶段，因为他整个生存的意向都集中在口欲的满足之上，要靠吸吮母亲的Ru房来获取营养。所以，中国的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育中，总是隐含着把对方当成永远长不大的儿童的倾向。我认识一个报社记者，马上就要三十岁了，人长得五大三粗，外表很爷们，做事也很麻利，但每次他妈妈给他打电话，还管他叫“宝宝”，每次听得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他都还无所谓，说他母亲一直这么叫他。父母关心孩子是人之常情，但我们的父母，无论孩子多么大，关心的始终是孩子身体怎么样，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学习成绩怎样？至于孩子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情感生活，除了包办代替，基本上很难做到面对面地推心置腹。父母没这个意识，孩子也不愿意。
所以，谈到中国的“性教育”，很多这方面专家都慨叹，我们的父母永远在“性”上讳莫如深，除了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跟子女表达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上一代永远倾向于把下一代当成不懂事，“没开化”的儿童，总觉得他们还小。只好任由下一代自个儿在黑暗中“摸索”了。
（三）无论孩子年龄多大，中国的父母总喜欢用儿童的标准来看待他
我认为，一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从性意识开始的，小时候，我们时刻不离地依赖在父母身边，我们除了知道爸爸妈妈，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孩子，我们对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将来去哪儿都无从知道，青春期到了，伴随着性的苏醒，我们一下子发现了自己，不再甘心躲在妈妈的羽翼之下，我们像一朵肆意绽放的怒火之花，要破土而出，要大声呐喊。在美国影片《毕业生》中，即将大学毕业的本是在被人到中年、寂寞难耐的罗宾逊太太的勾引之下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男人”了，影片最后，在一场教堂的抢婚风波中，本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二、中国的男人普遍缺少“青春期”（5）
反之，性的压抑和弱化，必然导致自我的压抑和弱化，到了该谈恋爱和找对象的年龄，反倒无所适从，有时候哪怕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异性，也不知道如何追求，怎样表达，只好由他人代劳——比如父母安排，朋友介绍，甚至借助于婚介所和电视台，中国人一直对相亲乐此不疲，近两年婚恋相亲节目突然之间火的一塌糊涂，倘若探究历史原因，就在于此。
在恋爱中，大多数女性都欣赏责任感强、具备绅士风度和浪漫情怀的男士，殊不知，这种责任感、绅士风度、浪漫情怀都必须建立在一个男人真正心理成熟的基础上。这种成熟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性意识”的成熟，爱情本质上就是Xing爱，不是友爱，更不是母爱，如果一个还在妈妈襁褓下奶声奶气的孩子对她心爱的女人就像母亲一样，试问，哪个女人受得了啊？
然而，中国的父母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孩子看成从未长大的儿童，因此，也就习惯于用各种儿童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无论他年龄有多大。
1：把“听话”“顺从”当成了一种美德，甚至看作是“孝道”，不听话就是“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一个年轻人从来都是循规蹈矩，在行为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就会被认为是“家教好”，是个“好青年”，殊不知，这类过分听话的孩子要么就是在性方面极度被弱化的人，实际上就是童年状态的无限延长，心理年龄严重滞后，这种人一旦进入恋爱和婚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都会处理不好。
2，不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甚至让孩子一辈子依附在父母身边。孔子在《论语》中就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即便将来孩子去外地上了大学，送到海外，一旦安定下来，也总想迫不及待地去团圆。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男人，一辈子都是在父母严格的监管下，永远保持在一个无限延长的童年状态。鲁迅对此一针见血，他说“所有的小孩，只是他父母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二十四孝》排名第二的“戏彩娱亲”实际上歌颂的也是一个终生都在保持儿童状态的“老顽童”的故事：“周老莱子，至孝，奉二亲，极其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着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尝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春秋时期楚国隐士老莱子，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假装摔倒，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四） 所谓“万恶淫为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性是最不宽容的
说到这里，有读者又要问了， 为什么我们从不鼓励孩子的独立，反倒刻意延长孩子的童年状态？这里有着深层的历史文化心理，其中一条就是对老年人的过份依赖和倚重。
本来，尊重老人是一个社会的美德，但尊重不等于依赖，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中，恐怕没有哪种文化像中国文化这样甘愿在老年人的庇护下成长。中国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大多很长寿，周文王据说活了八十多岁，晋文公重耳登基时已经六十二岁，汉高祖刘邦活了六十多岁，汉武帝刘彻享年七十五岁，明太祖朱元璋，清康熙帝也活到了差不多七十岁，乾隆爷更是罕见地活到了八十多，姜太公出山有记载都年过百岁了，武则天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