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业投入巨大，共和国的超前性，代表作就是小霸王游戏机。不仅仅是苏联喜欢共和国的游戏机，美国和欧洲也喜欢。而共和国游戏机的光驱，理论上只能读取游戏光盘，但是实际上能够读取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光盘。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盗版商和正版商，共和国的光盘通行海内外。
共和国的工业品是“廉价”的，在价格制定方面，共和国师从欧美，价格并非以共和国的劳动力价格为定价，各个时期的价格一方面考虑了欧美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考虑到对欧美同时期的同类产品的价格有优势。说白了，就是欧美同类产品，如果价格与共和国产品相同，那么靠产品销售，他们是收回投资成本的周期会非常非常的漫长。
这种邪恶的定价，依靠的就是共和国低廉的劳动力。依靠的是共和国空前规模，以及强悍的组织能力。对于共和国来说，外销产品利润是无比庞大的。对于欧美来说，共和国商品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这样的商业贸易，所带来的是北约，华约，以及中国势力圈内的经济繁荣。除此之外的国家，情形就非常不妙。
看完了这份文件，沈茂并不觉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共和国一贯秉持着“求人不如求己”的态度。外部风云变化，共和国稳坐钓鱼台，只要自己强大，自己不犯错，其他国家总会犯错。等着他们自取灭亡就好。
所以沈茂副主席非常郑重地打开了一份文件，这是他现在要负责的事务。非常重要的工作。文件封皮上写着——社区食品券发放体系的建设。
食品券是个好东西，它不等于粮票。食品券本身就可以用来在国家规定的超市上换取食品。这是共和国重点推行的项目，食品券发放体系必须和社区体制结合，没有社区作为依托，食品券的发放，就会失控。
伴随着共和国的城市化进程，社区服务体系是共和国重点建设内容。服务从来不是简单的服务，它意味着管理。在共和国，社区是作为城市最基本的单位，有着丰富的内容。所以沈茂为此专门拜访了陕西众里面对社区建设最精通的那个人——杨柳。请这位大仙出山帮忙。
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人大，而人大除了作为立法机关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权限，就是人大可以组建“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作为监督和指导机关，虽然不能直接对其他部门发号施令，但是可以制定各种规定，命令其他部门执行。这就是党拥有的权力。这也是党委为何会成为有吸引力的组织的最大原因。
其实39年建国以后，伴随着权力重新分配，而且入党过于艰苦，群众入党的热情逐渐减退。想追求官位的话，可以进入政府或者法院。想要钱可以去银行或者银行控制下的经济部门。入党看着风光，但是其艰辛也绝非普通民众，或者知识分子可以经受的。但是伴随着陕西众逐渐回归党的体制，伴随着经济逐渐走上了制度化的正规。党控制的人大的权力开始凸现出来。
那些当年曾经因为加入政府和经济界，短期获益的家伙们。一度取笑过坚持入党的同学。认为他们走了弯路。不过当这些同学逐步成为各个委员会成员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些入党的同学现在掌握了他们根本无法比拟的权力。人大是共和国的权力机关，这个认识和中国传统当中的“县官不如现管”的观点相悖。人大掌握着共和国权力的赋予权，掌握着共和国法律的制定权，掌握着监督国家机关运行的权力，特别是掌握着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修改权。控制着人大的党，还是共和国唯一合法武装力量，军队的领导者。任何机关都在人大之下。也就是说，党凌驾在一切权力之上。
不仅如此，党员在政府机关，司法体系，银行团体系当中占有超过20％的比例，这个比例意味着党绝对没有失去对这些机关的控制能力。这些在各部门的党员，也不是只在这些部门干，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大代表，或者被抽调到各个“委员会”，担任要职。这就保证了党不会失去对这些部门具体情况的把握。
现实生动的给那些在入党道路上半途而废的家伙们一个教训。党才是中国的领导，而且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杨柳作为共和国副总理，地位极高，权限不明。首先副总理如果没有专管方向的话，就相当的尴尬。一方面他有地位，另一方面却没有实权。周恩来在位的时候，副总理几乎等同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章瑜上台之后，决定调整这个问题，增加副总理的权限，特别是具体事务的工作。
沈茂高升后，就组建了全国福利研究委员会，把杨柳借调过来当了委员会的一名常务顾问，两边都拿工资。而且杨柳一头兼着委员会常务顾问，另一头又承接着政府方面的相关工作，党员权限在这里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项工作所代表的油水之丰厚，是难以想象的。共和国大力研发的卡用芯片，在这个项目当中有着广阔的市场，全国8亿人口，预计所需用卡数量超过10亿张。一张卡哪怕只赚一毛钱，总利润就在一亿人民币以上。而制卡公司所期待的利润可绝非一毛钱，共和国有实力承接这项工作的电子企业一共有四家，大家私下的观点是，每张卡的利润应该在一块钱以上。也就是说，单这一项的净利润就得有十亿人民币。至于其他的配套设备的价值，那就更庞大了。
而这些与食品券的总值相比，又显得微乎其微。因为国家一旦最终决定进行补贴，那么每年要用于支出的怕是要在百亿以上。哪怕只补贴十年，数量就会超过千亿。这可绝非一个小数目。
委员会讨论的焦点是，食品券倒是应该针对每个人，还是针对低收入人群。
提出针对全民的，认为这就是一个社会保障。等于是国家拿出税收以后的钱，进行再分配。这样的好处在于一刀切，便于管理。而主张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则认为，如果这笔钱数量过少，对于人民的用处不大，而低收入人群才是最需要钱的。最重要的是，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掌握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委员会内部意见对立，归根结底就是在讨论食品券到底是补贴还是保障。
外界是无法得知高层所讨论的具体内容，外界可以知道的是人大到底在讨论什么。这个食品券计划一经披露，引发的争论已经足够激烈。谣言这东西从来就无法禁止。共和国对于谣言的态度是，在官方的媒体上公布事实，其他的只要没有造成什么大问题，就置之不理。通过正常渠道提出的质疑，就让他们去看官方的通告。拜了这些年共和国决不说瞎话的本钱，所有谣传都没有能够成气候。
人民对谣言有天生的热爱，因为人民在接收和散步谣言的时候，可以自行向谣言中添加删除信息，这给人民一种“新闻发言人”的满足感。而城市化又让谣言更加密集。对这些，党的态度很简单，谣言也属于人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党是没有权力——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力阻止谣言的出现。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事实来粉碎谣言。
反正假如真的听新了谣言，上当受骗。那只能说是自己傻，政府已经公布了所有的事实，只要稍微费点心，就可以在政府公告，人大公告，社区公告当中得到真实信心。不信政府，而要听信谣言，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
所以在食品券问题上，政府除了及时公布最新的委员会报告之外，也没有别的可作。
而这次，大大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就是竟然没有谣言四起。这件事是如此的贴近于人民的生活，所以大家都宁肯花费点力气，去网站，去各地的相关部门询问真实情况。当然了，人民这次表现出的理性行为，也是多年来政府的宣传，以及听信谣言吃亏之后的结果。所以除了一贯喜欢造谣的媒体之外，甚至可以说80％以上的人竟然都相信了政府。
当然了，这和去年的“违宪案”也有相当的关系，通过违宪案，人民也算是接收了一次深入人心的教育。直接表现是，人民总算知道“言论自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宪法是如何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的。
当人民知道自己其实一直拥有言论自由之后，于是那些喜欢造谣的媒体和网站这次就惨了，报纸和网络上，对他们基本上都是一片怒骂。而且人民竟然理性起来，大家纷纷宣传，要抵制这些报纸和网站。不购买他们的报纸，不浏览他们的网站。以达到将这些垃圾驱逐出新闻领域的目的。
对此，执掌中宣部，一贯相信人民的主席甚至都有些惊讶了。人民表现出的理性，所采取行动所表现的理智，甚至可以说有了政治家的味道。其实说白了呢，这事也简单。人民起先并不知道“言论自由”的含义，对于那些敢于说些“出格言论”的媒体，人民认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所以对他们有兴趣。
而违宪案之后，人民算是明白这些出格言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家不搭理他们，也只是因为有宪法在保障言论自由而以。而有了这个觉悟之后，大家却对于 “出格言论”失去了兴趣，那些媒体就是靠这个在赚钱而以，人民可没有那些闲钱给这帮混蛋。
在媒体上，大篇大篇的张贴着委员会相关讨论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可以无偿转载的。人民也开始本着自己的立场讨论“食品券”到底应该是“福利”还是“保障” 的问题。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根深蒂固的造反性的展示，距离现在也不过30多年。如果从全国都参与到推翻蒋介石政府的行动开始计算，也就是从1937年开始计算的话，那就只有二十多年。
人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缺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直接的感受就是，一天比一天缺钱。可以购买的东西是那么多，收入增长的速度远没有欲望增长的速度快。这个矛盾，接着这次食品券的讨论，来了一次总展现。
有人开始在网络上宣传，人民有旁听人大讨论的权力，这是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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