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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是员悍将，在他指挥下，部队势如破竹，大胜特胜。但是彭总有点郁闷的是，无论获得如何的大胜，他的进攻进度始终无法超过沈茂的部队。
如果双方不太融洽的根源或许是性格原因，那么彭总对沈茂的不满却是政治方面的分歧。沈茂曾经在军内的政治会议上明确指出，陕西和南方红军的分歧就在于双方的政治态度。陕西走的是工业化道路，为了推行工业化，才选择了革命。南方红军进行的则是农民革命，也就是地主出身的上层在造地主阶级的反。这是双方到现在为止的最大分歧。
彭总是知道陕西党内的成分，最穷的恐怕是高岗一人而已。就是如此，高岗也绝对是富农出身。而包括刘志丹在内的陕西本地早期党员，清一色出身于地主，甚至可以说是大地主家族。在陕西推行的土地政策当中，地主们绝不是照顾的对象，但是地主也绝不是要打倒的对象。
和陕西自己说的革命路线一样，凡是想维持旧土地制度的人，无论是地主还是封建宗族，统统在陕西的打击范围之内。但这个打击非常“不革命”，仅仅是从制度上摧毁这些家伙的生存根基，他们所代表的旧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可这些人之中“聪明”的，主动投靠了新制度之后，都得到了不错的结果。
以陕西为例，因为旧上层和陕西党中央存在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所以这些人当中上过学的，大批成为新政府和军队当中的干部。对这个问题，沈茂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已经是党的干部，而不是地主的干部。没有理由把这些人彻底打倒。
彭总手下的参谋部就有不少出身陕西地主或者富农的军官，就算是以彭总挑剔的眼光来看，这些人也是合格的革命军人。不过这些人身上却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他们制定计划的时候，同样深入的考虑到政治因素，但这些人很像沈茂，是用一种冷酷算计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因素，而没有革命干部那种发自内心的革命激情。
这些人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使用了现有的革命理论和手段。当遇到危机时刻，这些人同样会第一个站出来，带领着党员去炸碉堡。他们所作所为都与一流的党员没有两样。但是彭总仍旧感觉，他们仅仅是要做到一个党员该做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为革命奉献一切。
但这种想法，彭总并没有对别人说起。他本性光明磊落，所以有时候他也在反思，是不是自己对旧上层出身的同志有偏见。
和彭德怀不太一样，也许两人都属于作风细密的类型，左权对于沈茂的观感较好。不过左权也不认为沈茂属于有灵气的将领。甚至也不是一个有足够鼓动性的政委。左权甚至认为沈茂的个人资质也不过是中人而已。和南方红军那些才华横溢的军事政治干部相比，沈茂是弱了很多。但左权认为在现在的装备训练条件下，南方红军能够在军事上战胜沈茂的将领不超过三人。
如果是沈茂一人领军，彭总和左权自己搭伴，各一个军三万人，双方一日内或许能够打成平手，但是五日之内，沈茂的胜算超过七成。如果是十日内的战斗，沈茂的胜算在九成左右。
沈茂对于现有战术的应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左权曾经看过沈茂指挥下的一次营级战斗，面对武汉三个营的守军，沈茂突然接掌了一个指挥不力的营级指挥权，接下来，红军不仅正面压倒了国民党中央军，甚至还有余力派出包抄部队从侧后翼发动进攻。从始至终，战斗节奏都完全掌握在沈茂手中，他不仅完美的控制着红军，（W//RS/HU）还有效的调动着国民党部队的行动。战斗过程看上去完全不够激烈。但对战术的应用方面，沈茂发挥的淋漓尽致。
无论沈茂是如何精通指挥，左权都无法将他和天才划上等号。沈茂的指挥清楚明白，井井有条，左权可以非常透彻的看懂。沈茂是那种把基本常识应用的符合常理的人。他从没有试图去创造什么，相识这么久，除了谁都能干的工作之外，沈茂业从没有干过任何一件有自己创意的事情。
不仅仅是沈茂，左权见过的陕西同志们，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思路。支撑陕西同志们的，是一套完整的社会模式。陕西同志们一直在追求的，也是对这种模式的有效运作。
左权很清楚，南方同志们和陕西同志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此。
南方同志还理解不了陕西同志们的整套理论与模式。或许在摸索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南方同志往往有自己独特的发挥，从这个角度上，陕西同志是通过扼杀个性与制度化条理化创造来进行自己的革命。但左权也很深刻的感觉到，陕西同志貌似更有力量。
这不是某个人单对单的比较，现在是个人和整个完整系统的较量。陕西的完整系统将大批没有个性的人组合成一个强大的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只要按制度来，就可以轻松的拥有强大的力量。很多在能力、意志、认识都远不如南方的同志，却通过组织性纪律性，达成超过南方同志的功业。
和南方红军在江西不同，南方红军组织的扩大化，往往会影响效率。而陕西红军的组织越庞大，它就越有力量。
不过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强者，在这个集团中更容易上位。例如主席、例如总理，甚至包括他左权在内。TG的纪律性在整个组织运行中发挥的淋漓尽致。钢铁纪律的组织，在左权这等天才和沈茂这等实事求是的常人手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而这就是现在红军战无不胜的根基。
诉苦会持续进行，虽然沈茂打定主意不发言，可这也不全由他决定。很快，事务性工作就开始提上来，沈茂只好打起精神参与讨论。
现在湖北革命两大关键一是土改，二是工商业。
湖北是个贸易相当发达的地区，作为水陆中心，湖北交通发达，商贾云集。汉阳钢铁厂开工以来，钢材质量一直不是很高，想提高钢铁质量就得加大投入。这又面临设备不足的问题。加上湖北属于战区，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各种贵重设备放在湖北也不让人放心。所以此时汉阳钢铁厂炼铁比例更大。各种铁农具和民用铁制品，以及各种钢铁小零件产量比例颇高。一部分民用品流入了市场，造成了各地商家的疯抢。
以铁镰刀和铁犁为例，汉阳钢铁联合企业的主管是陕西来的同志，按照陕西的管理模式，效率大大提高。加上那三条专用铁矿运输船组成的运输专线，成本比历史上低了一半不止。
新汉阳钢铁联盟以平价出售铁农具，本来只是一个刺激点。大概向市场表示共和国已经有了向市面提供商品的意向。但商人们追逐利益的勇气令人赞叹。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节，还有不少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开始大量购买铁农具。向南方贩卖。
这两年南方气候不错，农民收成普遍较好。在普遍习惯了战争的现在，人民还是要过生活的。铁农具市场出乎意料之外的好。
加上共和国政府从来没有横征暴敛的制度，国民党政权在湖北瓦解之后，以往的税收体系也已经崩溃。商人意料之外的不再面临各种苛捐杂税，利润自然是大大提高。
有些大胆的商人，甚至请求新政府打击各地土匪。有些商人则希望出钱请解放军保护他们的贸易运输。
左参谋长就是湖北人，前来攀亲的很多。那些有胆量的商人对这个乱世规则非常熟络，他们表示愿意支持新政府，只求得到一些“特权”。对于出身陕西的同志来说，这个特权实在是“可怜”。商人们只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能够正常做生意而已。
武汉新政府和商人们现在有一个共同利益点，湖北混乱的局势都在损害双方的利益。打击各地的土匪流寇，是现在的一个重要工作。而且各地地主们有可能在对抗新政权的时候，雇用这些土匪流寇。新政府也需要用人头来立威。
近期，打击土匪就是一个重要工作。
在武汉地区，打击土匪恶霸，已经轰轰烈烈的展开。在商人和中央情报网的帮助下，武汉当地的帮会头领已经被列出名单。工作组人员一一上门拜访。凡是属于恶霸范畴或者与新政权不合作的帮会，统统被连根拔起。在这方面，出身南方的同志干的就很非常好。
游街，示众，公审，公开处决。这些群众性活动对南方同志轻车熟路。公开杀人是非常有威慑性的活动，公开杀那些曾经的恶徒，更有威慑性。曾经横行霸道的恶徒们带着高帽，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木牌上用写着大大的“黑帮分子XX”姓名，还是很有观赏性的。
能杀恶人的，肯定是更有力量的。被害家属声泪俱下的控诉，极具技巧的口号煽动，围观群众的情绪自然也被调动起来。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明正典刑以绞刑来进行。高高的木架上绞死罪人，能让很远的人都看清楚。
这一切活动都代表了众多利益方的利益。只是不少共和国干部心里面都有些不满。
红军流血牺牲肥的却是那些商人，他们象征性的出点钱，于是财源滚滚。而且不少最会钻营的商人，和前湖北国民代表沆瀣一气，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湖北政协代表。成了堂堂国家权力机关的成员。
中国土星共同体这个组织，本身就拥有极强的排他性。首先这个工业化革命政党，拥有自己完备的工业，政府，农业体系。也有自己的内部选举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个体系内部民主程度远胜中国的其他组织。纪律性更是其他组织永远都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对其他体系的排他性自然极强。
所以，诉苦会上，各种不满的言论纷纷出炉。有认为对地主过于软弱的。有认为对腐朽的旧上层过于妥协的。沈茂听了一阵之后，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