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陈明仁晋升为大校，再次进入军校深造。并且在军校里面接到了晋升少将的命令。虽然在军队当中接受过足够的政治教育，但是陈明仁却还是不想和政治有什么接触。政治工作有政委，他只要负责好军事工作就好了。所以当白崇禧和他谈起政治形势的时候，陈明仁仅仅是礼貌性的在倾听，虽然对土星共同体的评价并不太高，但是作为军人的陈明仁也知道对政治对军事的重要性。不仅仅是陈明仁，在解放军当中大批非土星共同体出身的军官，都深知这点。解放军的军队性质和这些人曾经身处的军队完全不同，这是一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这些旧军人出身的军官们感到了一种迷茫，现代化战争要在火力地狱中展开。飞速提高的共和国力量，给了他们信心，而对战场情况的无情评估，又让他们必须从士兵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是以前的旧军队，不用说是面对列强的军队，光解放放军拥有的活力以及先进的战术，就可以摧枯拉朽一样的击败任何旧军队的精锐。解放军是能够忍耐火力地狱的，但是作为军官，作为职业军人，为了什么样的理由驱赶着部队投入铁与火的地狱，这就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因为深知生命的重要，所以要保卫国家。在收复东北的战役当中，陈明仁的师伤亡了2000多官兵，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军人，战斗中舍生忘死。当陈明仁看到数万官兵的墓碑组成的森林的时候，这个冷酷的战术家第一次感到了良心的重量。这些士兵并不是为了他陈明仁而战，而是为了中国而战。以悍将之姿得到晋升的陈明仁亲眼看到，日本人狗急跳墙，发动了敢死队冲锋的时候，解放军组织了敢死队与之抗衡。不用什么大洋的诱惑，不用督战队的威逼。党员们挺身而出，中下层军官们打头，和日军展开了同归于尽的战斗。古人最敬重的慷慨赴死，也不过如此而已。
作为这样军队的指挥官，陈明仁不得不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同志们的伤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军队，才让陈明仁有了力量，而正为有了这样的军队，陈明仁才一反以前尽力不介入政治的观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慷慨赴死，并不应该是低级军人的宿命，而是这支军队的精神。
1942年，共和国预计钢铁产量可以达到500万吨，这意味着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战争。绝大多数军官们考虑的并非是如何获得丰功伟绩，而是如何在达成战役目的的时候，有效减少部队的伤亡。在穷困和战乱中被扭曲的军人道德操守，在和平时代降临的时候，终于理顺成了正常的思维。所以陈明仁听着白崇禧的絮叨，突然感觉白崇禧就像是以前的自己。而现在的自己，就是以前怎么都理解不了的那些解放军指挥官。
那些解放军官兵是勇敢，他们的勇敢并非仅仅出于对自己的爱。他们是在为他们所热爱的祖国，为了他们所热爱的亲人而战。为了中国和自己的尊严与幸福而战。有了白崇禧作为反面对照，突然真正清楚的感受到这点的陈明仁，被这个想法所震撼了。他认识到以前的自己和现在的白崇禧是多么的可笑。
建设国家需要什么？投资。到处都在要物资，要人力。每一项要求都十分合理，又十分不合理。对于制定规划的部门来说，有了物资的日子还不如没有物资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你手里没有的时候，大家甚至懒得去理你。当知道你手里有大家急需物资的时候，所有人都要保证自己能够分到最大的一块。
沈凝现在都有点怕听到办公室屋门被推开的声音。每次进来人之后，都是一番口舌之争。那些人以为自己手里有阿拉丁神灯么？沈凝颇为怀念三叔沈茂在湖北的日子，那时候自己有靠山，至少心理上是感觉有依靠。三叔的权势，奶奶和叔母的宠爱。没过一段时间，三叔还会送给自己一些礼物。在三叔家吃住，还不用考虑家庭收支。
三叔去了河南之后，自己因为工作表现极佳又提为股长。然后被架上了最为难的部门。三叔送的礼物，还有奶奶和父亲给的钱，在党员干部财产调查的时候，总共被定为五千人民币。在湖北军区后勤机关当中，她一个小姑娘，居然排在最富有的前五人之列。这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眼光里面蕴含着恶意的有，借钱的有，还有些介绍对象的。工作上压力更大。听三叔说过，他在基层干过很久，沈凝想象不出，当年三叔沈茂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些繁杂工作的。以前看到三叔总是忙忙碌碌，极少休息。那种男子汉肩挑重任的模样，让沈凝感觉一种安全感。可当自己肩挑起这些责任的时候，她才真切体会到，想把一个体系运营好是多么的艰难。她也深刻的体会到，官僚系统为何要保持一种“臭官僚作风”。没有这种“臭官僚作风”作风的保护，要么就是官僚体系自己崩溃，要么就是官僚们被繁重的工作折磨致死。绝没有第三条路可选。或许只有三叔沈茂那些人，才能够在保持自身稳定的情况下，把那足以让人发疯的事务工作一件件处理好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沈凝得知有一批进修名额批下来了。她在知道这情况的当天，就和奶奶商量此事，希望能够去进修。没想到奶奶听完之后，坚决反对，要求沈凝坚持留在一线工作。“丫头，你现在资历太浅，我知道你很苦，但是再坚持坚持。现在还不是你往上爬的好时机。”奶奶语重心长地教育着沈凝。
二战在深刻的改变着中国的进程，中国同样在深刻地改变着二战的进程。1942年，中国发电站装机总量达到了1000亿度的规模。国家对于民用电力的考量不多。实际上也就是在工业区密集的地区，才会有相应的民用配电工程。
在中部，在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同时启动。既然要建，就没有任何必要建设那些看似很快，实际没效率的基建工程。例如武汉新城的建设，在湖北三年丰收的条件下，轰轰烈烈的开始了。与以前猛搞地面建筑不同，武汉新城区的建设是从地下管线开始的。以2009年的武汉市区为蓝本，采取更加合理的布局调整。1941年，建设部一声令下，武汉地区的大规模地下管线修建就开始动工。
一开始，人民还不不理解，“挖那么深的沟做什么？”于是武汉准备打仗的谣言满天飞。庞大的地下管线提供统统是钢筋水泥的大管道体系，主管线里面可以跑汽车。实际上，主管线系统在建造的时候，运输挖掘出来的泥土，靠的就是卡车。用去了半年时间，各大地下管线才算是挖掘修建完毕。完成了地下管线之后，接着就是地面部分。工程有了地下部分，地面部分的建设就变得异乎寻常的简单。
武汉是按照大城市来建设的，工厂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住宅区就显得千篇一律，统统是钢筋水泥七层楼。新区建成之后，政府动员老住宅区的市民搬迁过去，再摧毁老城区，开始建设新城区。人民缺钱，城市建设需要劳动力，建筑工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需要什么文化，村里或者大农业区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就可以在工地开干。农忙时节，学生们也放暑假了，他们就可以在工地干些零工，赚点生活费。
这些工程多数是解放军工程兵承建的，这些年工程兵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工程质量绝无问题。令大家头痛的不是简单的工程建设，而是复杂的人事关系。用哪个工程队，不用哪个工程队，如何使用零工，如果支付费用。另在工程当中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对盗窃建筑物资的人如何处理。
把一样社会行的评分为从0弄到60，是容易的。新创建就可以了。但是从60弄到80，就要牵扯复杂的社会关系，想从80弄到90，那几乎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才行。对于这些问题，就得有高水平的社会运营能力。在这方面，共和国的干部队伍，既要经历严峻的考验。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孤军奋战。
共和国的党政军，可以说实在建设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体制。而人民则在逐渐适应这个体制。在这时候，就是传统的盟友也会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变成敌人。例如农村的农民，虽然在土改时代是政府的绝对支持者，但是在城市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人无疑成了政府的对立面。偷工减料，虚报物资，这些本来就一无所有的人们，看到这么多物资，从中捞一把就是第一本能反应。在通过秩序的渠道——参与工程之后，他们往往不知足。就是进行了教育，他们能够理解遵守规则的意义，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觉得自己应该遵守规则。
那些破坏规则的都是“坏人”，但是自己这么可怜，破坏规则也应该被原谅。对这样的态度，除了使用法律来保障秩序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共和国的监狱，不知不觉之间就塞满了人。“劳动改造”随即以“违法”的姿态出现了。
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全国都在出现这个问题。中国战乱几十年，人民对于战争并不陌生，对于和平带来的富裕反而不够习惯。出于对恐惧，人民的内心深处都希望能够各种手段，积累起足够应付任何不利环境下的物资和资本。所谓“仓廪足而知荣辱”，实际上就是人民富裕之后，才能够遵守法纪。
不仅仅仅是人民，全国各行各业都有这种问题出现，尽可能的希望在和平环境当中捞一把，尽快摆脱贫困的生活。或者登上更高的阶级。认为和平可以给给中国带来内部安定的想法，被证明是非常不可靠的。
面对这样的形势，共和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家运动，“三反五反”正式登场。早在陕西时代，北方局就有过此类经验，他们当年也是采用的“三反五反”政策，现在把文件稍微修改一下，附上经过提炼的各种标准，就像全国推广开去。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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