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司法体系的壮大很有点传奇的味道。司法体系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制度而存在的工具。在欧美，特别是美国，司法体系甚至能够成为三权分立当中的一极。在共和国，司法体系则是有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的妥协产物。中国土星共同体在南北两大局合并之后，自身一分为三。党、政、财团，这三大派系代表着三种颇不相同的治国方向，土星共同体内部的纪律性，一般都会导致残酷的大清洗，最终由某派最终一统党政军。陕西众的出现，强行中止了本来已经出现的大清洗。
在解放中国的旗帜下，各派达成了妥协。本着某种信赖和风险，三大派系各自拥有了自己的阵地。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在这种体制形成的同时，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更加强大的层面。权力的分散，对规则的坚守。共和国在这一刻已经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
这样的体制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大量真正的“政治家”而并非“政客”运营这个体制。以“陕西众”这种非常极端的模式得以满足。
也就是在这一刻，陕西众的权力也终于从陕西集团扩展到了全中国。无数理想者们所期待的完美共和制，在中国变成了现实。时代的最强者们避免了内斗，同心协力的完成一个目标。
所谓“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新的权力核心是上千名一流的政治家，紧贴核心的外围，是数万名一流的党员。共和国如同蓬勃的朝阳一样，跃出时代的地平线。
对三大势力而言，解决矛盾需要依托的是一个良好的司法系统。无论如何，法律作为制度的准绳，需要的是严谨。这些工作必须由司法专家来负责。需求产生了结果，共和国的司法系统随之迅速兴起。
但是司法系统是由人类组成的，司法系统本身也代表着一种认识，一种态度，一种思维。在三大派系的手下，司法系统不断吸收着知识，思考着问题，聚集着精华的人力。司法系统负责上到解释宪法，下到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在权力的细化过程当中，司法系统本身已经有了自己的信念，他们并不愿意再匍匐在强者的脚下，司法系统也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与权限适合的地位。
三大派的权限都不允许他们干涉司法的独立地位，但司法系统也绝对无法挣脱压在它头上的“三座大山”。司法系统争取发言权的斗争，这几年实际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共和国三大派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
彻底革命的左派绝对不会喜欢司法体系，“无法无天”的革命对于法律的严谨从来很怀疑。银行团对于司法体系的支持相当有限，商法的运行完全不令他们满意。司法系统决定了行政系统的权限和力度，行政对于司法判决从来都认为要么过了，要么不及。三大派系都不喜欢司法体系，但是三大派系也只能够对司法体系妥协。没有了司法体系的缓冲，三大派系的矛盾恐怕了可就会让大家大打出手。对司法的妥协，总比直接对两外两派妥协要好得多。
但是司法体系的壮大是无法阻止的，三派都希望司法体系至少别有自己的主张。不过从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可谓离谱的错误。
稳定的权力直接让很多人失去了爬升的机会，上层根本就没有留给他们空闲的位置。而这些人眼看着就能够再上层楼。共和国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让权力显得尤其珍贵。这些人正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正确认识，以及正确运营权力的能力。这两者的缺乏又让他们加倍的渴望权力。这些人在共和国绝非少数。
在三大派系之间的斗争不够强烈的时代，这些人也只能够顾影自怜。进入50年来以来，三大派系的首脑人物，围绕着社会制度的核心问题，“资产所有权”，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这让那些人再也不能够忍耐下去。在他们看来，被强行压制的路线斗争已经到了新的关口，只要平衡被打破，那就意味着升迁，意味着权力，甚至还能会带来对“资本”的所有权。如果三大派系再次达成共识，那么他们就会失去所有的机会。这些人的年龄和现在当权者的年龄相差无几，如果等到这些核心权力者下台，新一波的人力就将获得地位交接，他们自己永远只会在强者的阴影下，一生过着平平无奇的日子。尝过权力滋味的人，就站在权力核心旁边的人，是绝对不能够忍受这样的结局。
刘副主席就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
权力近在咫尺，这咫尺却成了天涯。他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大办事员，而并非一个堂堂国家主席。掣肘的人，掣肘的制度太多了，他任何一次想自由发挥力量的努力都失败了。刘副主席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主席、总理、各省省委书记，都能够挥洒自如的行使着权力。而他和他周围的一群人，却总是碰壁。在共和国制度确立的今天，个人的资质已经远不如制度的威力，那么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被这样干脆的排斥在权力之外。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态度。
这些人作为“大办事员”，不得不和司法体系打交道，在交道和冲突当中，这些人和司法体系反而越走越近。最终形成了一个他们自己原先都想象不到的集团。
这个集团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政治纲领的话，那就是“夺取权力”。无论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夺取这一切权力，然后在司法的支持下，将这些权力固化，永久化。让他们成为共和国光辉时代的领导者，执掌着。成为共和国的伟大者。
从政治光谱上来看，他们无疑属于极端派。他们对现有秩序不满，期待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的能力并不足以向国家提供真正伟大的支持，特别是在这个辉煌的时代。一般来说，只有国家最衰败的时代，极端主义者才会有机会。所以可以这样看，这些人的成功和国家的幸运程度成反比，他们的幸运就代表着国家的不幸。
在“资本所有权”大纷争的时代当中，共和国的一切矛盾都必须向这个矛盾让步。这些人也得以隐蔽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开始谋求自己的图谋。
沈茂和章瑜等人都属于温和派，正因为如此，他们倒是最先感受到这种政治上的危险。但是出于权力斗争核心的人们，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胜利，他们的判断力或许就会出现问题，为了拉拢盟友，他们很可能就会让这些人钻了空子。三权分立是稳定的，但是三权分立之间的斗争也是最容易被钻漏洞的。
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必须经受住这样的考验，至少沈茂和章瑜是如此认为的。理想的斗争比世俗斗争更可怕的一点在于，真正的理想提供了绝对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满足”。为了正义，一切手段在权力者眼中都变成了正义，一旦斗争变成了这样的结局，“正义的斗争”就会毁了共和国。
共和国的路线斗争并没有因为当年的妥协而熄灭，相反，被压制的斗争，因为共和国国立的高速发展变得更加激烈起来。在一无所有的年代，大家还可以更多地考虑精神，革命意味着死亡和奉献。现在的斗争直接和经济连接在一起，胜利者能够获得的甘美果实百倍于第一次斗争的时代。
这样的局面，让温和派们忧心忡忡。他们多数身居省级高位，在国家运行的第一线。这些人虽然有过联合起来施压的想法，但是土星共同体有制度的。如果下面的省级干部们串联起来，就是在挑战制度。不仅仅是权力中心的人们要接受考验，温和派们同样要接受考验。如果坚持制度，那么他们的力量过于微小，假如中央掀起了政治风暴，他们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如果他们自己本着自己的“正义”，先乱来起来，结果就是在中央风暴还没有真正掀起风暴之前，就会被省级干部们先卷起的风暴引入一场可能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大乱斗。
在1951年，温和派们从没有如此渴望过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无论如何，一次全国性会议，总是能够有正规的渠道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过陕西众当中的温和派们也并不乐观，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的前车之鉴他们很清楚。全国性会的会议很可能会变成一次全国性的大乱斗。或者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现在正在期待着机会。
中央那些人都在干什么？这是温和派们一致的疑问。
各省联动的话，这就是另立中央的举动，在体制内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各省进行自己的全面会议，就是各省职权范围内的正当行动。省委书记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职位。首先他是隶属党中央的省级党组织，本来不该直接参与行政或者经济运营。省委书记作为省人大的直接领导者，对预算制定有着拍板定案的权力。现在的省长、关键部门的干部，无一例外都是党员。这也意味着省委常委就是太上省政府，虽然这个权限在法律上不太站得住脚，但是司法系统还没有胆量联合行政机构对此提出挑战。
现在的省委书记们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不够名正言顺的体制，最大原因在于个人的卓绝能力。缺了这些人，下面的工作经常是玩不转的。到了省委级别，工作就真的是“人事安排”问题。省委领导绝对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制度完善和人事安排上。
对于后发国家，中国的基本制度远没有完善。制度条文的完善和适宜运营的完善根本不是一码事。本来该来自民间的推动力，现在必须由上层强行来推动和管理。
中央的情况就和地方不同，各省的工作都完成得相当不错，中央实际上就该成为制度的维护者，按照制度提供讨论平台和协调措施。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在于权力分配上。中国是如此广大的国家，普通的一个省，就和欧洲中等国家的规模相差无几，省权必然会重一些。但是省权的扩大，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面临着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
在行政管理和划分当中，甚至有一种新的激进观点，共和国行政区划分为120个左右的直辖市，就如同上海、天津一样，这�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