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已经大不相同。美国最早向共和国转让的是 “拆船业”，大量废旧船只都送到共和国进行解体。历史上对台湾和日本有着巨大促进作用的拆船业，对共和国经济影响微乎其微。
接下来，会引发严重工业疾病的砂轮业也开始转向共和国。共和国的人造金刚石行业发展的极为迅速，当然了，在2009年，共和国的人造金刚石行业已经冲垮了全世界的其他竞争对手。在现在，共和国的砂轮行业盈利之高，让张建军极为欣慰。
欧洲在复兴，美国要降低成本，共和国的砂轮产业规模迅猛扩大。共和国自己也需要砂轮，而且是数量庞大的砂轮。严格的质量把关，让共和国的砂轮在世界通行。三方的需求加起来，让砂轮行业的年产值很快达到50亿美元的水平。
砂轮行业仅仅是共和国工业的一个缩影，很多欧美觉得利润低的产业，都可以在共和国找到替代生产商。共和国的工业产能释放出来之后，正在不知不觉的改变世界格局。
共和国并不积攒外汇，银行团把持的经济界，除去购买一定量的黄金作为中国信贷的保证之外，其他的美元都用于购买全世界的原材料。美元伴随着共和国的贸易，进入了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则用这些美元穷奢极侈。所以历史上那些原材料生产国的悲惨局面竟然没有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有钱人享受欧美的商品，其他人民使用中国货，日子怎么都过得去。
而且共和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运集团，物流相当便利。战后的黄金时代就这样的开始了。
银行团虽然也有过正确的预期，但是事实情况真的出现之后，他们也不得不苦笑了。共和国积累的庞大财富，如果放在其他国家，都会让那个国家变得空前富有。但是，这些财富在共和国，引发的效果竟根本看不出来。
是的，共和国的确完成了五年制义务小学教育。在1958年，三年制初中教育也变成了义务教育。人民的养老统筹也建设起来了，医疗保险同样建设起来了，农业税也废除了。这些拥有无限深远影响的政策，更加有效的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提高了人民的素质，却没有能够提高人民的富裕程度。在民间，“住房、大学教育、医疗支出”，被称为“新三座大山”，为了购买自己的房产，让孩子上大学，以及得到更好的医疗，共和国人民创造的所有财富都被国家“掠夺一空”。
对此，教育部部长周树人很谨慎的闭口不言。曾几何时，他也曾经用那句著名的抱怨“我们把黄金时代预约给了子孙，我们留给自己什么？”在今天，有了点文化的中国人凡是读过这句话的，都有着无限的感慨。铁路和公路是国家的，普通人乘坐还需要花钱，街上跑的汽车都是国家干部或者那些上过大学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或者是那些做生意的家伙的。要买房，要让孩子上大学，也要做点小买卖，让自己以后也能够成为有钱，获得地位。劳动者们除了工作，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但是民众都无视了周树人接下来的话，“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共和国已经提供给了人民平等机会。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理解到，为了削弱特权阶层的永久掌握权力的可能，共产党内部正在努力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意义。人民正在通过国家提供的渠道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地位的差距，财富的差距，都在极大的影响着共和国人民的情绪。这些情绪的正面影响，就是人民更加注重学习，更加注重高学历的作用。人民也更加勤奋的劳动。不过，必须得承认，这部分人相比较起来还是少数。更多的人仅仅是不满。当然，也有很多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人民收入虽然不高，但是社会物资的数量极大提高了。只要能够将这些物资非法的弄进自己的口袋，那么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
共和国还没有如同历史上一样进行过“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坏份子的数量颇为可观。特别是那些曾经从事过匪徒、黑帮行业的人也还在，以这些人为核心，各种有组织犯罪集团开始活跃起来。
李春生是北京一名很普通的银行职员，1958年夏天的某天，他上班的时候在一个天桥的下面被抢了手提包。郁闷了一上午之后，他下午回家时又被抢了钱包。在警察局报案之后，他晚上回家，在上午被抢包的那个天桥下，又被打了闷棍。打闷棍的明显是一个新手，下手没有轻重，李春生变了植物人。三个月后，他家人承担不起维持生命的费用，被迫拔管，于当天去世。
哀号的家人披麻戴孝的跪在公安局门口要求公安局抓到凶手，报纸也开始连篇累牍的报道此事。在全国各地，各种犯罪行为引发的愤怒也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公安部觉得时机已到，提请开始“严打活动”。
“严打”是不“治病救人”的，它只惩前毖后。空前的重刑，意味着落网的犯罪者，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都会一视同仁的判处死刑。
司法系统装聋作哑，对这样明显违背法律条文的行动视而不见。政府自然是暗自高兴，没有了这些人，国家机关也会轻松很多。军队对此也比较欣慰，毕竟有过不少次军人制止犯罪行为，歹徒负隅顽抗，让军人受伤甚至死亡的事件发生过。
但是党内的争论就很多，主席认为不应该对人民下这样的毒手。虽然他们是犯罪者，但是犯下这样的犯罪，也是政治工作不到位的表现。不过主席这次就势单力孤了，马前卒都不太支持他。对马前卒来说，这些人明显是社会不适应者，国家实在是没有足够的钱财对这些人进行改造了。而且没有“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一课怎么都得补上。所以党内的投票，也通过了支持的协议。
至此，上层达成了一致决议。一场席卷了整个中国的“严打”风暴开始席卷全国。
公安部得到三巨头的联合下发的最终决议之后，立刻紧锣密鼓的开始执行。他们早就拟定出一大批名单，严打行动开始的第一件事，就立刻按名单开始抓捕。不仅如此，在公安部的紧急会议上，对于枪毙以及定罪的数量也有严格的规定。每个地方都必须杀一批，抓一批，以威慑不法。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重点地区则要重点打击。
龚自珍曾经有诗，“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于蒸蒸日上的共和国来说，犯罪人才是完全可以扼杀在摇篮当中的。而且共和国十几年来，民兵系统也进进处于一种完全没有实战的状态下，“严打活动”也是对民兵系统的一次实战训练。
共和国的社会管理模式自从建设之日开始，就受银行团理念的巨大影响。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必须严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够让社会管理更加有效，更加人性。所以城市当中的社区建设一直是重中之重。社区不仅仅是居住区，更是共和国诚实的基层单位，特别是进入了房地产开发高潮的现在，社区建设一直被当做重点来抓。
社区入住和社区服务紧急结合，无论是孩子入学，还是分发各种社会福利品，例如居民低价购买民用品的补贴票据，还有帮助就业机制。共和国的社会服务体系虽然不够完善，但是足够让所有的犯罪份子无所遁形。
共和国特别注重弱劳动力就业问题，像是城市环卫，城市交通，都会大量雇佣身体不够强壮的弱劳动力。例如50岁以上的劳动力，他们的工资不高，仅仅能够保证自己的衣食，但是对还没有形成分家传统的现在，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家庭补贴。而这些人对政府的依赖，反过来能让政府能够非常轻松的收集到各种民间的信息。
犯罪份子主要是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一轮严打很快就让三山五岳的“豪杰”纷纷落网。政府自然不会把自己的信息渠道告诉这些“豪杰”，不过呢，如果这些 “豪杰”知道让自己身陷囹圄的人是那些毫不起眼的老头老太太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死不瞑目。
人民是能够创造奇迹的，越能够发动群众，就越能够创造奇迹。严打的效率之高，在之后的十几年中流传着。那些因为在严打期间偷了一块手表而被枪毙，或者当街抢了几毛钱就被枪毙的愚蠢倒霉蛋，被当做教育小孩子不要以身试法的例子。
1959年，共和国人口达到了7亿2千万，其中4亿4千万人口居住在城市或者大农业区，这一轮严打，一共枪毙了180万人，判刑60万人，有效地净化了社会环境，整顿了社会秩序。反社会份子，以及那些无法适应工业社会的家伙，基本从中国的版图上一扫而空。严酷的刑罚让对现有制度不满的人都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胡说八道，蛊惑人心。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马前卒酝酿已久的新的讨论活动，“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也恰到好处的抛出来，在全国进行讨论。
为了增加财富而去犯罪，是不对的。但是，这不等于人民不能批判“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转眼之间，银行团的政府的压力再次开始增强。银行团和政府自然不会任由铺天盖地的批评，他们在之前几次的“嗡嗡嗡命”运动当中也已经有了经验。作为回应，“什么是平等”，“如何实现平等”，“如何让人民共同富裕”，这些反击的话题也纷纷出笼，把共和国人民搞得云山雾地，不知所云。
银行团和政府算是看明白了，党要求的不是打倒银行团和政府机构，但是银行团和政府机构必须正视平等的问题。如果银行团和政府对人民的不满视而不见，那么天知道党领导着军队会干出什么来。党容忍了不平等的现实存在，作为代价，银行团和政府就必须拿出能够让人民满意的答案出来。这些答案不仅仅要让人民满意，还得让党满意。
虽然这给银行团与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不少变数，但是至少不会让非体制内的手段出现。这就极大的让银行团和政府感受到了安全。体制内的矛盾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