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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对牛保国的话，黑蛋还信以为真，但后来每次他向牛保国索要洞子转让费，牛保国总都能说出一大堆让他无以驳回的理由，借故推托，简直拿他当猴儿耍，黑蛋真气得没办法。于是背后地里就有人给他点窍说，牛保国手里有的是钱，甚或连捐官的钱都有，只是耍赖皮、使手腕儿，不肯利利索索地付给他洞子转让费罢了。这话说得黑蛋一时竟不知所措起来，连忙问：“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给他点窍的那人往他的脑袋上使劲儿拍一巴掌说：“球，那还不容易？牛保国说没钱就没钱了？没钱他可有的是矿啊！那熊不给钱你就狠命去弄他开的那矿呗——他那矿目前是抢手货，弄到手又不愁卖不了。我就不信，到头来谁吃亏，谁划得来账？”“那不敢吧？”黑蛋踌躇而惶恐地说。“不敢个屁！洞子起初是你开的，他给你把洞子转让费没付清，那就等于洞子还没完全过户到他名下，还不全是属于他的，你弄你自己洞子里的矿，谁敢放半个闲屁？说到天尽头，牛保国熊都占不住理。”
要知道，黑蛋这货可是个二愣子，只要豁出去了，即使把天戳个窟窿他都不怕。经人一点拨，他立马茅塞顿开，就去雇驮矿的骡子，到牛保国开矿的洞子去驮牛保国雇人所打出来的那金矿。洞子里开矿的人看见了，上前阻拦，黑蛋声粗气恶地说明缘由，开矿人没办法，也只好打发人赶紧去告诉牛保国。牛保国对此居然一时也茫然无措，不能立即做出决断。俗话说：“善门好开，善门难闭。”就在牛保国这一愣神儿踌躇之际，谁知那些早已心怀不轨、时刻都在觊觎他所开那金矿的庙东村甚至周围村寨的年轻人，一见黑蛋都能用骡子明张旗鼓地从牛保过那矿场子驮矿，也就都纷纷看起样儿来。一开始全是男的，后来也还都有不少女人，他们一个个胳肢窝里夹着条蛇皮袋子，成群结队，一哄而上，到牛保国的矿场子背的背，扛的扛，弄起牛保国所开的那金矿来，谁也阻拦不住。
黑蛋弄矿，牛保国心里还多少觉着自己有点儿理亏，没有勇气下决心及时阻止，但是一下子引发这么多人都来背他千辛万苦雇人开出来的金矿，虽然每人都扛走不多，但人多了，蚂蚁还拉倒泰山哩，一瞬间把他矿场子堆积如山的那金矿居然就给差不多弄走了一少半，这就像割他身上的肉，使他心疼得受不了。牛保国父子俩一开始还只是没命地极力阻挡，可是就凭他俩，势单力薄，好汉难敌四手，怎能阻挡得住这群像乱蜂蜇头一样的乡党邻里？情急之中，他父子慌不择路，不惜花大价钱就从外地雇来了几个彪悍过人、擅长拳脚、会打架且不怕事的青年小伙子，来做矿上保安。据说这些雇来的保安，个个身手不凡不说，身上还都带着自制的土枪，土枪里装的全是火药和铁渣子，虽然打不死人，但也能把人打得血肉模糊，遍体鳞伤。这些雇来的保安，日夜守护在洞口的矿场子，远远看见有人来抢矿了，就朝来人的头顶开枪威慑；当然，牛保国也赶紧就付清了所欠黑蛋的洞子转让费。
然而黑蛋看着牛保国利用他自己以前所开的洞子开矿，赚钱那样容易，捡了他个大便宜，肚子里还是憋气得不行，加之前几次弄牛保国的矿，出手以后确实尝到了甜头儿，觉着弄这事既不要摊本，还赚钱稳当，比干什么营生都划算，所以尽管牛保国已经给他结清了洞子转让的一切手续，但他还是一到晚上就瞅准时机进山去偷着背牛保国所开的那金矿。他一去不要紧，麻烦的是有人就跟着看样儿。牛保国一看实在收拾不住这局面了，逼得没办法，就嘱咐他雇来的那些保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开枪真打。就这样，在有一晚上，黑蛋和几个和他一起偷着背矿的青年人一下子就被打伤了。他们拼命扎挣着跑回去，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牛保国这才算把偷矿这股邪风给勉强煞住。
牛保国有财命，开矿一瞬间就发大了，发得流油。究其根源，要我说，这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经天纬地之才，而完全是靠国家开放搞活政策好，一切路子都比以前宽多了。
这年头儿，只要有钱，就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只要给钱，也不管你什么成分——地主还是贫农——社会上都一视同仁，他能买的你就也能买。鉴于这种社会现状，牛保国就把杜木林当支书在村头儿上最向阳、最热闹，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所盖的那座大队部院子，从中买了三丈宽、十二丈长一块，给他做宅基地，在它上面建起一座二层小洋楼。庙东村有好些人对此看不过眼，很想不通，总觉着世道再变，他牛保国再有钱，不论怎样，生产大队干部也不能把大队部就都卖给他；他这样做岂不是公然挖集体的墙脚，拆社会主义的台吗？——这也太欺天了。可惜庙东村的人这时还意识不到社会已经正在大刀阔斧地一步步向着市场经济迈进，好些不景气的国营企业都正在筹划着如何改制，一个小小的大队部能算得了什么？其实，对这事群众也只是口头上随随便便地发发牢骚，然而真正到事情上，谁也都不肯出头得罪人，去阻止牛保国盖新房，更何况他们也都无回天之力。
牛保国把新居——独院二层小洋楼——一建成，坐北朝南，十分向阳。院子中还央砌了一个周围镂空的圆形花坛，里面月季、大丽花、夹竹桃等各色花木，四季都有盛开着的鲜花，姹紫嫣红，五彩缤纷，楚楚可人。城里人的别墅是个什么样儿，农村人没见过，心想不过也如此而已。
今年，牛保国六十六岁寿辰的时候，六六大顺，牛家图吉利，就特意大过了一场。他们从城里请来了好几个掌勺名厨炒菜，村里不论男女老少，只要能到他家里来的，就都请入座喝寿酒，吃寿面，酒席一下就待了上百桌。这一天，家里堂前庭院不仅张灯结彩，人喊车鸣，热闹非凡，而且还在大门外搭建起一个高高的戏台，请来县剧团“兴中社”的名角，登高台、唱大戏。这戏美美地就唱了一天两晚上。贺寿期间，自始至终，一切活动都有录象拍摄，尤其是儿孙们拜寿，一个一个，先后分别依次而上，给牛保国磕头作揖，毕恭毕敬，一丝不苟。牛保国庄重而又祥和地高坐于堂屋之上，脸开心得像一朵花儿。庙东村一带十村八寨，还没有谁家给当家儿祝寿过得这么排场的。牛家这时候要政治有政治，要经济有经济，可以说是红火透顶了。此后，村里的人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连对牛保国的称呼大家居然也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再也很少有人对他直呼其名，而渐渐地都习惯称他为“牛百万”，他的名字“牛保国”在人们记忆中反倒日渐淡漠甚或几乎都被遗忘了。如果有人在谈论牛保国时偶尔说起他名字而不称他“牛百万”，听的人猛然间还会一时反应不过来牛保国这人是谁——牛保国至此成了孟至塬上唯一名震西岳的头面人物、风云人物、百万富翁。
牛保国把他原来的那间半院宅子卖了，但他并没有舍疏就亲，考虑到牛德草是他亲侄子，而卖给和他原本就是一院的西邻家——牛德草。当然牛德草一天也就没有心思添置家业、发粗长大，他心里满都想的是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写好自己那小说。这也正应验了一句古话：“有常志而无常产者，士也；有常产而无常志者，庶人也。”牛保国把他原来的宅基地卖给他东邻家以后，就把原本是和牛德草家一线盖起的三间上房拆去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半儿，剩下属于牛德草家的那间半上房茕茕孑立，挨牛保国那边的那些檩条一根根都用圆木凑合地支撑着，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风雨飘摇，让人看着格外寒伧，也特别危险。牛德草岌岌可危的住宅和原来与他本是一个祖先，现在已经分成两支的牛保国目前新盖成的高屋华堂遥遥相望，分庭抗礼，对比更是鲜明。一些只看表面，不看内里的人对此禁不住都会发出一声仰天长叹：“唉，牛保国人家把日子过成了，弟兄两个，牛保民一辈子实诚、好人，可惜没生下能成的后人，有什么办法？”殊不知牛德草这时已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作品；他所创作的戏剧也被县剧团搬上舞台，还代表地区参加了省上的现代戏曲汇演，获得了创作最佳奖。他的长篇小说《伤痕》经过多次修改，现在终于也正式出版了。地区文化局已经报经人劳局批准，把牛德草录用为正式创作干部，从县文化馆调到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专职从事文学创作去了。他也曾经把他母亲和妻儿由农村接到城市里住过一段时间，但他母亲过惯了农村的田园生活，一旦离开与她一辈子相伴的土地，离开与她世代为邻、熟识至深的乡党邻里，就还觉着有种说不出的陌生、孤独与寂寞，因而常不常会因无聊而心里发烦躁。她在城里和谁都说不来话，默默无语，似乎成了孤家寡人。她认为金窝银窝，终究不如自己一生住惯了的农村那土窝；楼上楼下还比不上她那土木结构的青堂瓦舍住上舒坦。她住在城里，尽管牛德草一天都在想尽法子讨她高兴，但她仍然总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老找岔和牛德草怄气，逼得牛德草实在没法子了，只好自己带着儿子牛氓住在城市里，让媳妇腊梅陪着他母亲刘碧霞回到故土——孟至塬庙东村居住。自此，为了行孝，腊梅就和牛德草两地分居，整天在农村老家侍侯婆母的起居。
牛德草力求上进，经过一番艰难困苦的自我拼搏，终于赶上好年头儿，彻底走出了农口，如愿以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