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天才，后半世还是成天抱怨，怨社会对他的恭维不够过他的瘾。他咒诅生命，同时他自己最最怕死，一小点子危险的影子就可以赶他远远的逃命。他的同行嫉妒是不能信的；他骂海格尔、菲希德诸家的话，永远是他自身的大污点。
为了小小的事情他有一次发了大脾气，把一个女人从屋子里直摔出去，成了残疾，结果招了好几年的官司，还得养老她终身。
像卢骚一样，他也叫“自馁隐组”（Inferiority plex，我随便翻的）追了他一辈子。
这是我们的哲学家，肆意毁谤女性的哲学家，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大胆。我不知道当时的反响怎样。反正他的脑袋没有叫女权论者打扁；德国的妇女终究还是温和的。不；叔本华倒反因此得了读者们的殊宠，到如今还是的，西欧哪一个有知识的女子不曾笑吟吟朗诵过他的大文。尼采说，每回你去接近女人，不要忘了带一根鞭子。有地方男人不打女人是没有感情的确证。英国爱看萧伯纳的戏也是同一心理作用——骂得舒服。但这也不全是的，叔本华与萧伯纳会得写文章是真的。
在他的意志论，他的康得哲学批评，一类文章再没有人请教的时候，他的妇女论还是可诵的，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把它译登的本意。慰慈的译文并不怎样仔细，他本来自己加上一段道歉的话，并且警告缺少幽默的读者不必冒生气的险。但高等教育的一个凭据，骞司特登说，是不仅捱人家不生气，并且会得自骂自己不生气。我们盼望我们的男女读者都有某程度的幽默，不至于对六十年前的死老儿闹不实际的意义。
叔本华的女性观察，当然不仅十分的过火，并且有地方是不对的。但他在他那时期，在他那一级社会里的妇女，我们可以推想的确是给他骂苦了——全骂着了。我是相信进化原则的，人类不论男女当然不是完全的，但他是可进化的，并且历史的看的确是进化的，我们现有的文化，不容讳言，确是完全男性的事业。女性是叫男性压着的，全世界都是的，不仅中国。但这近百年却大大的换样了。不仅在学理上我们对女性的根本观念完全的改变了，不仅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改变了，不仅她的人格在人类所有活动里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认识，并且女子们实际上已经给了我们可惊的成绩，在学识上，在事业上，甚至于在创作的艺术界里（一个嘴巴给我们的哲学家，他说女子不但不能创作并且不能领会艺术）。我们已经眼见着伟大的女科学家、女学问家、女音乐家、女画家、女雕刻家、女诗人、女小说家，甚至女政治家、女法律家，在任何智力与创造力的活动里，她们已经充分证明她们的能耐，在一切压迫的势力让步的时候。跟着这智力的增加与灵性的扩大，她们原先在不平等甚至野蛮的社会状况底下养成的习惯与性情，也当然经受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叔本华那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节帐看，他这里结束了欧洲封建遗蜕的社会里的妇女——不负责任，没有公德心，孩子气，欺骗，作伪，见识浅薄，奢华，琐碎，虚荣心，嫉妒等等——此后却开始了一个新的光荣的妇女的纪元。这也是我们中国现代社会可以借镜的一篇文章，我们不妨拿我们在北京看得见的社交妇女去比较叔本华当初骂而完全骂着的欧洲妇女，看是否在他们已经僵成化石的在我们还是亭亭的鲜艳的花草，看是否在他们已经渐次完全脱离的缺陷的女性在我们正在尽情的仿制；同时我们也应得想想在他们已经实现的女性的尊严与天才在我们这里有影子见着了没有；在他们女性新得的权利是她们应得的权利，能耐与成绩公正的报酬，在我们是否还不免是不应分的要求。
新近卢梭夫人勃兰克女士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哈哀贝希亚》（Hypatia，中世纪一个被判异端烧死的一个女学者），总结这百年来女性的成绩与此后的希望（许已见中译，如未颇值得译）。
提倡女权的小说家乔治（W。L 1 George）也出一书单叫《女人》，极同情极精湛的一篇论文，讲尼采哲学的鲁屠维基（Ludovlci），也有论妇女将来的新书，比较的有“反革命性”。又有一个奥国怪人叫Otto Weininger，十九岁（他二十三岁就死了）写的一本《性与品》Sex and Character）听说见解极怪，那又是骂女人的，一点是说女人是没有灵魂的（他是天主教）。但这一点并不新奇，百年前悲观派诗人理巴第（Leopardi）早就说过，他说因此男子最高的精神性恋爱，比如丹德的，女子就永远不能领会。
（原刊1925年10月14日《晨报副刊》）
关于女子
苏州！谁能想象第二个地名有同样清脆的声音，能唤起同样美丽的联想，除是南欧的威尼市或翡冷翠，那是远在异邦，要不然我们就得迫想到六朝时代的金陵广陵或许可以仿佛？当然不是杭州，虽则苏杭是常常联着说到的；杭州即使有几分美秀，不幸都教山水给占了去，更不幸就那一点儿也成了问题：你们不听说雷峰塔已经教什么国术大力士给打个粉碎，西湖的一汪水也教大什么会的电灯给照干了吗？不，不是杭州；说到杭州我们不由的觉得舌尖上有些儿发锈。所以只剩了一个苏州准许我们放胆的说出口，放心的拿上手。比是乐器中的笙箫，有的是袅袅的余韵。比是青青的柏子，有的是沁人心脾的留香。
在这里，不比别的地处，人与地，是相对无愧的；是交相辉映的；寒山寺的钟声与吴侬的软语一般的令人神往；虎丘的衰草与玄妙观的香烟同样的勾人留恋。
但是苏州——说也惭愧，我这还是第二次到，初次来时只匆匆的过了一宵，带走的只有采芝斋的几罐糖果和一些模糊的印象。就这次来也不得容易。要不是陈淑先生相请的殷勤。——聪明的陈淑先生，她知道一个诗人的软弱，她来信只淡淡的说你再不来时天平山经霜的枫叶都要凋谢了——要不是她的相请的殷勤，我说，我真不知道几时才得偷闲到此地来，虽则我这半年来因为往返沪宁间每星期得经过两次，每星期都得感到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怅。为再到苏州来我得感谢她。但陈先生的来信却不单单提到天平山的霜枫，她的下文是我这半月来的忧愁：她要我来说话——到苏州来向女同学们说话！我如何能不忧愁？当然不是愁见诸位同学，我愁的是我现在这相儿，一个人孤伶伶的站在台上说话！我们这坐惯冷板凳日常说废话的所谓教授们最厌烦的，不瞒诸位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无可奈何的职务——说话（我再不敢说讲演，那样粗蠢的字样在苏州地方是说不出口的）。
就说谈话吧，再让一步，说随便谈话吧，我不能想象更使人窘的事情！要你说话，可不指定要你说什么，“随便说些什么都行”，那天陈先生在电话里说。你拿艳丽的朝阳给一只芙蓉或是一支百灵，它就对你说一番极美丽动听的话，即使它说过了你冒失的恭维它说你这“讲演”真不错，它也不会生气，也不会惭愧，但不幸我不是芙蓉更不是百灵。我们乡里有一句俗话说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杭州人谈话。我的家乡又不幸是在浙江，距着杭州近，离着苏州远的地处。随便说话，随你说什么，果然我依了陈先生扯上我的乡谈，恐怕要不到三分钟你们都得想念你们房间里备着的八封丹或是别的止头痛的药片了！
但陈先生非得逼我到，逼我献丑，写了信不够，还亲自到上海来邀。我不能不答应来。“但是我去说些什么呢，苏州，又是女同学们？”那天我放下陈先生的电话心头就开始踌躇。
不要忙，我自己安慰自己说，在上海不得空闲，到南京去有一个下午可以想一想。那天在车上倒是有福气看到镇江以西，尤其是栖霞山一带的雪叶。虽则那早上是雾茫茫的，但雪总是好东西，它盖住地面的不平和丑陋，它也拓开你心头更清凉的境界，山变了银山，树成了玉树，窗以外是彻骨的凉，彻骨的静，不见一个生物，鸟雀们不知藏躲在哪里，雪花密团团的在半空里转。栖霞那一带的大石狮子，雄踞在草亩里张着大口向着天的怪东西，在雪地里更显得白，更显得壮，更见得精神。在那边相近还有一座塔，建筑雕刻，都是第一流的美术，最使人想见六朝的风流，六朝的闲暇。在那时政治上没有统一的野心家，江以南，江以北，各自成家，汉也有，胡也有，各造各的文化。
且不说龙门，且不说云冈，就这栖霞的一些遗迹，就这雄踞在草亩里的大石狮，已够使我们想见当时生活的从容，气魄的伟大，情绪的俊秀。
我们在现代感到的只是局促与匆忙。我们真是忙，谁都是忙。忙到倦，忙到厌。但忙的是什么？为什么忙？我们的子孙在一千年后，如其我们的民族再活得到一千年，回看我们的时代，他们能不能了解我们的匆忙？我们有什么东西遗留给他们可以使他们骄傲，宝贵，值得他们保存，证见我们的存在，认识我们的价值，可以使他们永久停留他们爱慕的纪念——如同那一只雄踞在草亩里的大石狮？我们的诗人文人贡献了些什么伟大的诗篇与文章？我们的建筑与雕刻，且不说别的，有哪样可以留存到一百年乃至十五年而还值得一看的？我们的画家怎样描写宇宙的神奇？我们哪一个音乐家是在解释我们民族的性灵的奥妙？但这时候我眼望着的江边的雪地已经戏幕似的变形成为北方赤地几千里的灾区，黄沙天与黄土地的中间只有惨澹的风云，不见人烟的村庄以及这里那里枝条上不留一张枯叶的林木。我也望得见几千万已死的将死的未死的人民，在不可名状的苦难中为造物主的地面上留下永久的羞耻。在他们迟钝的眼光中，他们分明说他们的心脏即使还在跳动他们已经失去感觉乃至知觉的能力，求生或将死的呼号早已逼死在他们枯竭的咽喉里；他们分明说生活、生命，乃至单纯的生存已经到了绝对的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