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先生的对话记录，纸已发黄变脆，似乎一捏就碎，重读这几行文字，回想往昔与先生对
坐，听先生解惑的情景，啊，那醉人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这页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然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三，
美感。亚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理性即无道
德。
问：柏拉图的范型伦理，善的范型难道不是普适的善的理想标准吗？不是暗含抽象于尘世的
诸种行为的普遍范型吗？……
问答中断以后，是我手记的几段话，大约是先生后来所述：“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
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
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觉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我的记录太简略，有些
句子由何而来似应有上下文才好理解，但当时每次对话都令我茅塞顿开。
八四年，先生自全国伦理学学会中退了下来，少了些虚头八脑的名义，也避开了那
群“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为先生高兴。先生这种尊贵之人，与那些污七八糟的萎琐之
辈周旋委蛇，我想起都觉心痛。先生退下来之后，更常召我去家里，或谈音乐，或聊形势，
或论思想，或讲掌故。先生想谈的事极多，开口就停不下来。当时甘阳已经开始筹划他的丛
书，我见他挑的那些书好，便愿意助他一臂，上手帮他打点编委会杂务。为编委会的事常去
北大，每去必拜先生。先生对编委会的事情极关注，给以高度评价。甘阳曾想在编委会之上
设一个学术顾问委员会，请一些老先生为编委会的学术方向提提建议，名单上就有先生的大
名。此事商议过几次，甘阳却终未下决心实行。
十一
八九年底去国之后，难免要考虑在国外安身立命之道。心中所念也大多是政治问题。有
一年多的时间，所读之书竟全涉及英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没有什么超越的思想向先生
汇报。那时家事国事天下事纠缠一身，心情颇劣，整天恍惚在《未完成交响乐》的氛围里，
给先生的信也少。倒是先生常有信来，多不长，询问我在国外的境况而已。先生体谅我的难
处，从不问我在干什么，只是鼓励我多看、多听、多想。先生对国内急剧左转的政治气氛很
担忧，也很无奈。九一年来信说他心情颇不舒畅，也想出国呆一段。年底突然接到他从印度
寄来的信，知先生去了印度桑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泰戈尔曾希望“这所大学是印度
献给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代表。它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
精华，这是印度的职责”。先生在这里要盘桓一年左右，除了给学校开几次中国文化哲学讲
座之外，再无他事，正可以读书冥想。在这《吉檀迦利》的故乡，“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
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不久就接到先生从印度寄来的文稿《人间野语》。先生劈头就问：“这个世界可爱吗？
你真的爱过它吗”？先生分析道：“在这个世界上，偏有一些人，不肯进步向上，他们不做
人事，偏做鬼事，……老百姓称之为魔鬼。即是魔鬼当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了”。先
生痛省到，“我们受这些魔鬼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他们的权力让我们的天真丧失，
本性丧失，这还不算，甚至还要我们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共同作阴暗的工作。我
们耗尽了心血，作了违心的事，有时对魔鬼还感谢不已。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但先生
并不绝望。这世界终究是可爱的，因为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若隐若现的留存人间
——不，也许更象夜间的皓月，照耀着人间，不与热烈的阳光争胜，却静静地冷眼看世
界。人在烈日刺激下，总是不敢抬头看一看太阳，只能低着头看着太阳在地上的影子。但一
到夜间，推开窗户，或独立窗前，便可放开眼目看月亮，看星星了，这是面对面的欣赏，面
对面的倾吐，这是何等畅快呵！”
随后，在桑地尼克坦的绿树浓荫下，先生把眼光从天上皓月转向人间历史。这次他向伟
大的莎士比亚致敬，用哲人之笔撰写历史之剧。先生写就了三幕历史剧《秦镜高照》，反思
秦王朝兴之也速，亡之也速的历史。先生虽是从儒家的传统立场来看待秦亡原因的，但其着
眼点却是中国的现实。先生借子婴与宦官韩谈的对话来阐发国朝几十年不得安宁的原因。
韩谈：“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十分可悲的现象。统一前，天
天打仗，天天听杀死敌人多少的消息……，统一了，我们都以为天下安定了，谁知不久就感
觉战争似乎还在打。但是，它不是在关内或关外的战场上，而是在秦国原来的国土内，起
初，也许可说是在儒生范围内，被杀的人，也不过四、五百人，后来，扩展到同情儒生的人
也逃不掉……。这种杀的办法，定罪方式，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吭一声。甚至还要闭起
眼睛，拍手称好。否则也是犯罪。这算是国泰民安吗？”
子婴：“你看，发生这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韩谈：“首先，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总觉得自己在战场上有大功劳，有自己成功的经
验，过度相信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还有，最大的错误，恐怕还是，搞不清楚什
么叫‘战时’，什么叫‘平时’。什么叫夺取政权，什么叫维护政权。国家一有什么不如意
事，就疑神疑鬼，就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臣民或亲友，这样怎能不
把和平安定的世界变成恐怖世界？即使是建国元勋，但治国无术，动辄就拿起刀剑来骇人，
还不会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吗？”
这里潜隐着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判断，而事涉一个国家
如何长治久安。是以战争方式治国，还是要走宪政国家的道路。先生借秦二世与赵高的对
话，讽刺那些前不久还以秦王朝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红朝肉食者。
二世：“赵老伯，你的话，更说得我心里如雷一般震动。我想不到为了一顶皇冠，竟要
这么多的亲属流血，我真有些心软了。”
赵高：“你的心太仁慈，这仁慈是不能对付政治大事的……。我看，你该横下一条心，
再多杀一点，一方面可增长威风，一方面如能把杀人看成政治上常有的事，好似从水果袋中
取桃子一样，久了，你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许还是一件快乐事呢！”
九二年底，先生回到北京。邓南巡之后，左风稍敛，先生又乐观起来。我写信劝先生对
国朝中事不必太放心上，这个国家要走的路还长，先生还是多多保养身体，冷眼旁观的好。
象我这种人，关心国朝政治也不过是关心裹在政治圈中的朋友，所以体会不到先生对民族国
家惓惓衷肠。那些劝慰先生的话轻飘的象一缕浮烟。
几年间，我们在法国安顿下来，心里就存了个念头，想接先生来法国住一段。九五年
初，和嘉映商量能否实现。雪正好回国有事，便去面见先生，请先生首肯。先生很高兴，说
能来法国见见我们也是他的愿望，于是雪便去安排机票、签证诸事。正巧灵羽也要来法国，
便请她陪送先生。以为万事妥帖，谁知临启程前一周，嘉映来电话，说先生心脏不太好，大
夫不同意老人家长途飞行。这消息让我左右为难。想见先生心切，又担心先生长途飞行万一
有个闪失。先生毕竟八十五岁的人了。打电话和灵羽商量，她倒是快人快语，说先生一直在
做启程准备，一门心思要去巴黎看你们，这时要他放弃，才真是要命的事。干脆依前议行
动，其他不要考虑了。想她说得有道理，就安下心来等先生。九五年八月五日，灵羽护持先
生到了巴黎，同行的还有先生的女公子邦洛大姐。我们在机场接到先生，回首先生八九年十
二月在北京首都机场送我出国，已经五年多了。
安顿先生休息好，便和先生商量在巴黎参观游览的事。八月份我们休假，正好可以陪先
生。先生说他最想看两个地方，一是先贤祠，他要拜谒卢梭的长眠之地。二是巴士底狱，他
要凭吊法国大革命先驱建功之所。知道先生身体需加小心，故“强行”规定先生半天休息，
半天游览。先生抗议说我到了法国，反倒不自由了。我们笑笑不理会他的抗议，反正心里打
定主意，要让先生在法国平平安安。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先去巴士底狱广场。我知道先生从来
都关注法国大革命，这和他极喜爱克鲁泡特金有关。先生与巴金是老朋友。先生告我，巴金
先生曾一度信奉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故取名巴金。先生年轻时受巴金先生影
响，也信仰过无政府社会主义。我曾经问先生哪本书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先生毫不犹豫地说
是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因为他从克氏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
牺牲的灵魂”。克鲁泡特金的名著《法国大革命》是先生观察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视角。即从
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革命之不得不发生，它的伟大理想和革命过程中的缺失与
迷途。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先生指
出：“人道主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