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初秋，中共中央发了个有关五七年反右的文件。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把我叫到他
的房间里，指着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说：“这是和老刘有关的文件，你拿去给他看看”。父
亲对宾雁是十分敬重的。父亲说五七年反右他是不赞成的，他当时负责的部门一个右派都没
有打。在共产党内，父亲是罕见的能宽容异己的人。他自己有所谓党性约束的一面，但对我
的反叛思想、“异端邪说”却能持宽容的态度，允许我在他面前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允
许我抨击中共祸国殃民的种种作为。虽然和我激烈争论，但不压制，不禁止。父亲知道我和
宾雁的交往后， 嘱我找个时间请老刘到家里吃饭。宾雁来了，和父亲相谈甚洽。送他出门
时，宾雁说“共产党里有好人”。这其实是他始终不变的看法。
我拿起这份红头文件蹬车直奔宾雁家，想着能给他一个惊喜，因为文件里有对定错了的
右派给予甄别之类的内容。想到宾雁也许会因此脱离苦海，我心里有点激动。初秋时分，天
清气爽，出门正值华灯初上。我兴冲冲赶到三里屯，敲开宾雁家的门，说，我带来了有关右
派平反的文件。宾雁大喜，但读完却若有所失地说：“照这个文件，我是没希望的。”边说
边把文件递给朱洪，吩咐“把有意思的地方记下来”。朱洪拿文件进了另一间屋子，宾雁就
把他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详详细细讲了一遍，说全国五六十万右派，只要剩下几个不平
反，他也会在其中。我忙安慰他，说事情不至于坏到如此，但也有些沮丧。告辞回家，来时
的兴致一扫而光。而后宾雁终获平反，这实在有赖“共产党里的好人”胡耀邦。知道宾雁平
反后，我去他家祝贺，朱洪一开门就告诉我，今天许多人祝贺，宾雁喝多了。见宾雁坐在扶
手椅上，看我来强撑着要站起来，神志还大致清醒，说今天高兴，你敬一杯，他敬一杯，喝
得有点多。我见他不胜酒力的样子，连忙告辞回家。骑车在路上，想着宾雁这个人受的半辈
子苦，而今天终有一乐，不知为何竟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宾雁后来的遭际仿佛证明了
我那晚上心中的悲伤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预感。右派平反在宾雁竟是新一轮苦难的开始。
临近七八年底，各种社会思潮涌动起来，西单民主墙渐成气候，宾雁对此极为关注。自
十一月中旬开始，隔三差五，宾雁一定拉我去民主墙看看。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手不停地
抄录，魁伟的身材在人群拥挤中格外显眼。见他那种全身心的投入，你不能不心生感动。宾
雁又“旧习不改”地乐观起来。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听到一个外国记者传
来消息，他见到了邓小平，邓说“民主墙好”。电话中就能觉出他抑制不住的兴奋。他约我
第二天一起去民主墙，说很可能这两天就有重要消息。当时邓正在借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对付
华国锋、汪东兴，而邓本人似乎成了民主转型的希望。宾雁对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评
价很高，但对魏直接针对邓的言论有些担心。第二天中午，我如约找到宾雁，一起去了民主
墙。那天有贵州来的诗人在朗诵诗歌，词句铿锵。民主墙前人头攒动，一霎眼的功夫宾雁就
不见了踪影。待我找到他，他已经在本上记了不少东西，问他找到些什么宝贝，说都是伸
冤、上访的材料。这就是宾雁的性格，不能看到别人的苦难却无动于衷。
我们离开民主墙时已近黄昏。入冬的北京，天黑得早，五点左右，已是夕阳西下。沿长
安街东行，骑到天安门广场时，宾雁突然兴奋地高声说：“越胜，我看这个民族是有希望
的。”我颇吃惊，因为宾雁难得有高声说话的时候，碰到再高兴的事，他也极少会提高声
调，永远是那种深厚的、带有胸腔共鸣的声音。而今天，他竟兴奋不能自已。夕阳下看他的
脸，染上一层红晕，愈发神采飞扬。天啊，中国竟有这等把民族的命运如此牵挂在心的人，
见到民族精神稍有苏醒，他便像个孩子得着了渴望已久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
不，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满足， 更有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祈求，一种冲动，拿
自己的热血去浇灌初萌的嫩芽。我心悸动，宾雁啊，难道你忘记那架嗜血的机器仍踞伏在
旁？难道三十年的苦难竟没有在你心上留下丝毫阴影？难道冷漠易变又健忘的大众真会听懂
你的心声？难道上苍竟会眷顾这苦难的中华民族，用它的慈悲之手为歌吟者加上桂冠？望着
眼前这位身披晚霞，已不算年轻，却比孩童更纯真的人，我心生敬畏。
七八年在等待、期盼和思索中过去了。宾雁选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也大致完
成。七九年一月，他的右派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帮《中国青年报》做些事情，这是他准备重
归本行的前奏。七九年二月下旬，宾雁在所里找我，把我叫到《哲学译丛》编辑部办公室，
给我看他写的一份内参，事关一个叫曹天予的人。这份内参显然是宾雁动了感情写的，详细
讲述了曹天予遭受的种种苦难，强调了他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最后呼吁青年报来关注这个
人的命运。我问这人是谁，他又给了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个长篇报道，题目似乎叫《带着镣
铐攀登的人》，是写一个女青年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成才的事迹。主人公叫曹南薇。宾雁说
曹天予就是曹南薇的哥哥，妹妹的许多成就和这个哥哥是分不开的。那是个阴冷的日子，窗
外一片灰暗，宾雁一边语气激动地给我讲天予的事情，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似乎这个青
年若不是他的至亲，至少也和他有极深的关系。其实他们素不相识。我与宾雁有了这一年多
的交往，渐渐明白他这人是时刻准备着要把别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肩上。眼见别人有难，若不
能一援其手，他会寝食难安。天生斯人，福耶？祸耶？ 话入正题，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帮
帮天予。那时天予还带着反动学生的帽子在上海街道受人监管，而他可能的出路是来北京考
研究生。但这条路上障碍重重，宾雁也束手无策。大概宾雁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可以一用。
我当时的女友在科学界很有些能说上话的熟人，宾雁认为她也是个愿意帮人的热心人，或许
能为天予想想办法。果然，宾雁的这些设想在改变天予命运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但那是另
一个漫长的故事了。
七九年春，我准备报考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宾雁也经常不在所里，他的记者老
本行开始召唤他。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间不多了。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回编辑部，看
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牛皮纸袋，上面是宾雁的笔迹。打开是两本书，一本是淡蓝色封面的
《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凝聚了宾雁的理论思考。一本是《重放的鲜花》，收录了宾雁等
人为之获罪的几篇报告文学，书的封面上部是一片漆黑的底子，下部有一块留白。在这黑白
之间，一支殷红的玫瑰奋然出土，枝干扭曲，惨然地微笑着，又像一块血痕，记载着民族的
苦难与耻辱。宾雁在扉页上有长篇题赠，我只记得一句话：“越胜，送给你，让我们永远记
住那个黑暗的年代。”
二、再入炼狱
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
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
七九年九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宾雁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篇报导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新闻史上的崇高地位早有定论。从此，宾雁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重树汉语
言说地位的斗争。中共建党之后，造就了一种新的汉语使用方式，在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内，
汉语已不是一种言说，而是一种暴力。它的攻击性不仅存在于外部的政治斗争，而且直指人
的内部世界，侵入人的心智、情感、灵魂。它象恶性繁殖的癌细胞，侵蚀着诗经、楚辞、先
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所奠定的汉语言说的传承。它利用“五四”以来新
文化运动的成果，建构出一套用于操纵、控制人的活动，麻痹、遮蔽人的心灵的语汇。随着
中共凭借语言暴力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中华民族却因失语而无家可归。
怎样才能获得重新言说的权利？在宾雁看来就是让语言重新面对苦难，重新面对中国人
的真实生存。宾雁谈到他对天予的采访时说：“我重新获得政治权利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竟是
这样一个受难比我更深更久的人，带有一点象征意义：今后我注定将是这一类人的代言
人。”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使命感。因为在语言暴力之下，作一个揭示苦难的言说者，意味
着将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七九年暑期后，我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宾雁开始奔波在
白山黑水之间。我在日记中曾记过这样一笔：“宾雁来电话，说明日赴沈阳，眼前似见他颠
沛于途，身后落叶缤纷。”这次通话，我们谈了很久。离开哲学所，他有些遗憾，反复说他
对理论问题很有兴趣，有许多问题想研究，还有那么多的书要读，叮嘱我要定期把《哲学动
态》寄给他，因为他想了解理论界的动态。最后互道珍重，我半开玩笑地说：别人当记者不
过是个职业，你当记者却要上刀山入火海。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这是自找”。
八一年底，现代西方外国哲学学会在西安召开年会，我作为会务人员赴会。正是在这次
会议上，社科院哲学所和北大外哲所的两拨青年学人相逢了。苏国勋是高我一级的学长，我
叫他苏大哥。友渔是我同门师哥，做事象他的专业“分析哲学”，一板一眼。北凌是哲学所
科研处的领导，虽不是学问中人，但心性相投，也和我们混在一起。嘉映和正琳是北大外哲
所的人，两人风格迥异。嘉映的辩论风格是雌伏的，从厚厚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