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心中又泛起波浪？
—《夜》 别雷
八九年底，我到了巴黎。经历了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之后，离开中国，即使不是目的明
确的逃离，心中也会有避秦的想法。九零年二月份，我和宾雁联系上了。自他八八年出国，
我们一年多未通消息。在这样大的动荡之后再通上话，双方都有无限感慨。我知道六四屠杀
之后，宾雁曾来过巴黎，他义无反顾地谴责中共暴行，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他在国外的访问
便成了无限期的流亡。不久，我接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在出来的人中，你是我最
挂念的一个”，还为我在国外的生存提了些建议。后来，在我申请研究基金时，宾雁的推荐
信起到了关键作用。四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声音亲
切悦耳，她告诉我，是宾雁让她来找我的，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就是巴黎七大东亚
语言系的谭雪梅女士，后来我一直叫她谭老师，我们因为宾雁的介绍成了十几年的朋友。九
零年八月间，我又接到宾雁的电话，说他要去德国参加一个活动，会到巴黎来看我。于是，
我们在巴黎相逢了。
宾雁住在圣日耳曼草地附近的麦迪逊旅馆，旁边的小街是狄德罗曾经住过的房子。旅馆
门前小广场上是狄德罗手持书笔的青铜雕像，在法国梧桐掩映下，俯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
早晨，我去旅馆找宾雁，他正坐在餐厅吃早餐。见我来，匆匆把一大杯牛奶喝完，就开始问
我近来的情况。人到了国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生存，所以他问的大多是生活上的问题。谈到
国内的事情，他问了军涛被捕的细节，我对此所知不多，无法给他更多的消息。但他还是问
军涛有无生命危险。我说因为国外的关注，大约不会有立刻的危险。宾雁却担心人在牢里，
万一有人下黑手就麻烦了，说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是好呆的地方。
聊着聊着，宾雁突然谈起回国的问题，说共产党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因为杀人和社会
结了血仇，很难永远靠暴力压制，几年之内会有大变，他就可以回去了。让我吃惊的是，他
那么相信人民的觉醒，相信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社会变革必然发生。我本来对此不太乐观，但
他的情绪还是感染了我。他一再鼓励我，说人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好好看看西方民主社会，
有时间多读读书。我提到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里面记录了许多俄国白银时代的诗
人流亡巴黎的往事。宾雁对爱伦堡的书很熟悉，他当时还提起几个人的名字，记得有别雷、
巴尔蒙特……。下午宾雁又来电话，约好去高行健家吃饭，高先生当时住在巴士底广场附
近。晚饭后，他展示了他画的几幅水墨画，有一幅画给我印象很深，画面上部是浓重的墨
块，下部似乎是变形的人体，扭曲挣扎着，像“六四”之后中国文人的心情，很压抑。
宾雁在巴黎呆了三天，我们每天都见面。一次我们坐在狄德罗雕像下的长椅上，谈起流
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可能留下些思想文化成果。对此宾雁相当悲观。他认为我们所知道的
流亡者大都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自己国家，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基督教
文化。那些俄罗斯流亡者，从来就浸淫在欧洲文化之中。象赫尔岑，就是用法文和德文受的
教育。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人中，既有白银时代的文学家，又有别尔嘉耶夫那样的哲学家。他
们离开俄罗斯，但文化血缘没断，只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思想上艺术上还可能有新发展。
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同，首先语言不通，其次出国流亡之前基本上受共产党教育，从思
维方式到为人处事，都有很深的烙印。我问他假如别尔嘉耶夫不是在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
他随后的思想发展会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吗？宾雁想了一想说，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看得很
重，即使他不离开苏联，也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这是早晚的事。
他还说到自己的反抗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由来。那时候，哈尔滨文化气氛中俄国味比中国
味浓，宾雁自幼就读俄国文学，后来倾向社会主义，其实是受俄国文学影响。从十九世纪到
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信仰社会主义的。别尔嘉耶夫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听
宾雁讲到这里，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懂宾雁这个人，恐怕要回溯到拉吉舍夫、赫尔岑、
别林斯基直到别尔嘉耶夫这批思想家。这个想法在后来几年中愈来愈清晰。
我问他自己会写什么新东西，他说，现在离开中国了，下笔也难。要换个角度写东西，
还要再想想，等一等。他鼓励我，说你本来就是书斋中人，在哪儿不是读书思考？当然要先
解决吃饭问题。我告诉他研究基金因他的推荐已经申请到了，生活暂时没有问题。
宾雁临走的那天，巴黎的天空特别蓝，夏天慵懒的气息弥散在路旁一个个咖啡吧里。我
去旅馆接宾雁，送他去巴黎东站上火车。这次他去德国开会，会议组织者给他买的是德国和
美国之间的往返机票，他是特意自己买了火车票来巴黎看我的，还要回德国去赶飞机。这份
情谊让我深深感动。正像施韦泽说的“在精神上，我们大家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
人们所给与的东西而活着。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是不期而遇的，它不显得了不起，而是非常
朴实的。”上火车前，宾雁突然拿出一个信封给我，里面有一些美元。他淡淡地说，“这些
美元我到了德国就没用了，留给你吧。”似乎我拿了这钱倒是帮了他的忙。我知道这不过是
他照顾我自尊的一种笨拙的托辞，不愿意让我觉得受人恩惠而内疚。他在德国只住一夜就回
美国，哪有美元没有用了这回事。这就是宾雁，一条伟岸的汉子，却心细如丝。我坚决推辞
了，但我答应需要时会向他开口。他要我保证真有困难时一定告诉他，才怅怅地把信封收
起。后来在遭逢家庭变故急需用钱时，我果然张口了，得到了宾雁和朱洪的帮助。
宾雁上车了，最后从车门向我招招手，就消失了。法国的列车不开车窗，我看不见他坐
在哪里，只呆站着，直到列车驶出我的视线。不敢流泪的我也觉得喉头哽咽。
九一年十一月下旬，我去美国开会。想到能同生活在美国的老朋友见面心里挺高兴。飞
机先达纽约，嘉映接我回家。给宾雁打了电话，和他提起会议是在芝加哥开，我会住在甘阳
那里。宾雁便提到甘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民主运动到民主政治》，问我看了没有。
他说同意甘阳的观点，中国人该放弃把什么都搞成运动这种习惯了。电话中约好从芝加哥回
来到他那里去“好好谈谈”。在芝加哥见到甘阳，把宾雁的话告诉他，甘阳有点吃惊，
说“老刘看东西还这么仔细”。从芝加哥回到纽约，嘉映送我去普林斯顿。当时嘉曜、苏
炜、晓康等人都住得不远，离宾雁家几分钟车程。那天约好，嘉映和我到了宾雁家，见他精
神很好，活力四射。一会儿晓康也来了，说大家正好凑在一起好好谈谈。宾雁过来坐在沙发
上，和我面对面，手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要做记录。我笑他是职业习惯，和人谈话非纪录
不可。他就随手把本子放在茶几上再没动它。但是那天人来人往挺乱，谈话始终没能集中深
入。
晚上我住在宾雁家，睡在他的书房里，那里书报资料之多，真可谓“铺天盖地”。我睡
的那张长沙发，头顶着书，脚蹬着书。晚饭后，宾雁过来，手里拿着一本淡黄｜色封面的书，
要送给我。他一边在扉页上写着题赠，一边说这部书的前言是他写的。我拿过书来看，是
《哈维尔选集》。 他说为了写这个前言，把哈维尔的东西读了两遍，像《无权者的权
力》，他竟然读了三遍，觉得觅到了知音。宾雁写道：“哈维尔未必了解中国人接受精神奴
役的过程，但他从观察捷克斯洛伐克现实引出的结论，对于中国人也是适用的。几十年的特
殊统治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不是靠外在的什么权威，不是通过说教，
而是唤起人们去自省，在反对邪恶的行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这就必须使人们看到：你对于自
己的国家和你本人堕入今天的田地，也是有一份责任的！”他赞成哈维尔所说“在所有包围
着我们的危机中，最根源性的一种就是社会的道德危机。如果不首先解决道德危机，便没有
任何危机（从经济的、政治的到生态的）可以得到解决。”宾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
多次提到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是不能缺少的一课，提出要警惕人心
中的“小毛泽东”。他向争取民主政治的人提出了个人道德要求，认为政治生活不能非道德
化。我把它当作宾雁的政治遗言之一。
九九年四月，宾雁说要来欧洲访问一段时间，六月底到七月中有十几天的空闲，并说可
以来巴黎，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好好聊聊。这几年我们远隔重洋，虽然经常通话，但在电话
里很难深入对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倘能面对面促膝交谈，该是何等的快乐。七月初宾雁和朱
洪到了巴黎。接他们到家，朱洪就有点感冒发烧，赶紧找出药给她服下，让她先去休息。宾
雁却兴奋得很，在花园里，房子里走来走去，东瞧西看，仔细问我们的日常生活，话题像他
这个人，朴实平常。晚饭后，我怕他路上累了，坚持让他先休息，但他还是执意要看看我
的“藏书”。在海外谈何“藏书”，不过是各处搜集和请人从国内带来的千把册常读的经典
著作罢了。宾雁巡视一番，说还不错，总还有些书读。又得意地说他现在的书比我九一年去
时多了不止两三倍。他虽然搬了家，房子大了，但也常常发愁书没地方放。又讲了许多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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