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栖立即像霜打了的茄子，低下头不开腔了。
我转过身来对着他，慢慢地说：“竹栖，你听我说，你要说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你是个好人，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你守在我的牢房门口，坐烂了三把扫帚，又千方百计救我出来，人非草木，这情意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的。可是我不能和你结婚，我现在不想和任何人结婚，我忘不了我的玉璧，真的，我忘不了他，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玉璧他时时都在我的身边。我心里有了什么事情，我会默默地对他说，他也会在我的心里慢慢地对我讲，就像在生的时候一样。是的，我是在山上向大家宣过誓，那不是形式，是真心话。大家看在玉璧的份上，希望我能把这千斤重担挑起来，我不能辜负了大家。人不能言而无信，那么多同志都眼巴巴地在望着我，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我无法给大家说清楚。”
竹栖长叹一声，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流在心里。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说：“你别难过了，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患难朋友。我倒有一个想法，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他没有看我，只是说：“你说吧。”
我说：“我倒是很喜欢一青这孩子，我们打个亲家吧。”竹栖这才抬起头来，苦笑了一下，算是认承了这门亲事。
第二天，我和一青起身去了合川，把宁君从廉溪中学接了出来。宁君到底是孩子，和一青又说又笑的高兴得不得了。我看看一青，一脸得意的样子。
没几天，一青和竹栖又来找到我，说国民党的宪兵最近到怡康旅馆查号，对孟伉他们盘问了许久。大家怕出事，都转移了；竹栖他们也打算动身到江油去赶紧办事情，一有了消息，就会给我来信。
我带着宁君，和一青父子在重庆的邹容路皇后照像馆照了一张像，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两个孩子的订婚照了。我把宁君送到了孩子剧团，又送走了父子俩，眼看着汽车消失在黄尘滚滚的公路尽头，我才发现这偌大个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
这时正是一九三九年的四五月，重庆被日本人炸得厉害，警报一天到晚都在响，闹得人心惶惶的。可是生意总还得做，不然我们吃什么。眼看天气渐渐热了，我从武胜运了两万多床席子下来，刚准备码在牛角沱卖，就听说宁君在孩子剧团高烧高热的，害虐疾。我连忙到离重庆市中区五十里外的土主场，去把她接了出来，带到医院去看病。不料刚拿了药出来，还没走到我住的三合旅馆，警报就响了，我们母女俩赶快跑到一个防空洞躲起来。这个防空洞，又窄小又潮湿，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看这势头不对，就让着人往里挤，带着宁君往洞口靠。宁君生病，一下子站不稳，就坐在了一口皮箱上。旁边一个烫着头抹着口红的女人恶狠狠地掀了她一把说：“起来起来，坐坏了里面的东西，你赔得起吗？”
正扯着，天上的飞机就轰轰地飞了过来，接着就丢炸弹，炸得到处都惊天动地的，一阵阵的烟雾夹着火光，腾空而起。防空洞里的人们一阵阵地惊叫，直往里面挤。我这时要往里挤也来不及了，正在着急，一枚炸弹就落到了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刹时昏天黑地的，只觉得石头渣子直往头上掉，一股呛人的热浪迎面扑来。有人一下子就倒在了我的身上，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等到飞机走了，我掀开倒在我身上的那个人，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竟是刚才那个恶狠狠的摩登女人，一块弹片削去了她的半边脸，脑花溅了我一身一背都是。我尽管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当时也吓得目瞪口呆的。
人们看见飞机走了，又一窝蜂地往外挤。我带着宁君正往河边跑，没想到警报又响了。一抬头，那飞机竟像蝗虫一般，好几十架！我赶紧带着宁君，又找了一个防空洞躲进去。宁君烧得迷迷糊糊的，我抱着她，又找不到一滴水，只好把医院里开的药在自己嘴里干嚼了喂给她，让她吞下去。重庆五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防空洞里人又多，闷得不得了。宁君一会冷一会热的，身上的汗水一阵阵往外冒，衣服都湿透了，头发沾成了一片片的。我急得不得了，生怕会出什么事，好容易等到警报解除了，我背着女儿回到二合旅馆，看到的只是一堆瓦砾。一个女人一边刨着碎砖头一边哭，那披头散发的样子，有点像这旅馆的老板娘。
我背着宁君到了牛角沱，才发现我运来的席子，大都被人们拖去裹尸体了。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一阵，什么也没说，转身又走，我得把宁君送回孩子剧团去，那里毕竟是乡下，那里有我们的组织管她。
我疲惫不堪地在街上走，一路上看到人们都拿着一卷卷的席子，在裹着路边的死人。好多的死人啊，都被炸得赤条条血淋淋的，有的孩子被炸成了两段，路边的树上挂着一些残缺的肢体，浓浓的血腥味混合着一团团黑烟四处飘荡。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们，都是哭声，都是寻爹叫儿的哭声，我一边走，一边流着泪，这是日寇在我们的国土上的罪行，被炸死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亲如骨肉的同胞啊！
这就是当时惊震国内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之后，重庆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死亡的人数简直无法统计。光是一九四○年六月的那次，被国民党憋死在防空洞里的就达万人以上，被列为抗日战争中除了黄河决堤、长沙大火之后的第三大惨案。
这段时间，也是我艰难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玉璧死了，竹栖也不在我的身边，雷忠厚从万县回来之后，按照朱德同志的嘱咐，联络了不少倾向进步的军官朋友，可是不久他就因为奔劳过度，开始吐血，不久就病死在重庆。我一个人驾着船在渠河上往来，市面上物价飞涨，敌机轰炸又成了家常便饭，我的船好几次都被打烂在滩头上，不是我赔人家的货，就是人家赔我的货。我没有了亲人，也失去了几个最好的朋友。宁君到了孩子剧团之后，就随团到川北等地去演出。我心里挂着一双儿女，四处奔走，还得想办法解决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同志的生活问题。而这其中最令我失落的，是没有找到党组织。
有好几次，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走到了化龙桥的红岩村。我坐在一个小茶馆里远远看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一坐就是好半天。我知道，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南方局，是我们党中央派到国民党陪都来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许多的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一定都知道玉璧，知道在华蓥山战斗了整整十年，而且即将和红军会师的这支队伍。可是他们知道红军走后我们华蓥山区惨遭大屠杀的情况吗？知道玉璧牺牲后我们像无娘的孤儿在到处找党吗？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着我只要进了那座小楼，就会有了亲人，有了温暖，中央的领导和同志们都会围上来，听我的倾诉，安慰我，说一声：“联诗同志，你回家了……”
可是我一睁开眼睛，又只看见那座孤零零的小楼。对于长期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工作的我，小楼显得陌生而遥远。竹栖临走时告诉过我，南方局的秘密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不同地区的同志不能同时开会见面，连吃饭也由专人送到房间里来；还说党在国统区的方针已经确定为长期隐蔽，一般都不再发展或接转组织关系。而我已经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好几年、还坐过牢的普通党员，所有的朋友和同志都不在身边，人家中央的领导们凭什么给我接关系？一个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老党员这么唐突地闯进党的领导机关，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人家怀疑……
有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慢慢站起身来，走出了小茶馆。我知道在这里，到处都是特务，很多人从小楼里一出来就被跟上，有的从此就没有了下落。我不怕死，可是我现在不能死，我的身后站着华蓥山那些铁汉一般的同志们，他们正眼巴巴地盼着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天黑了，我在长街上踽踽独行，昏黄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拖得好长好长。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由于我的过于谨慎，始终没能走进小楼，和正在寻找我们的南方局失之交臂。
一九四一年初，惊震全国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国民党对孩子剧团已经很注意了，郭沫若被迫离开了第三厅。陈诚想方设法要收编这个剧团，组织上只得秘密地将孩子们遣散。宁君哭哭啼啼地回到我身边，和我一起回了老家。
一回家，母亲就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竹栖来的。母亲还说，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有好几起人来找过我，母亲实在不知道我的确实地点，问他们的姓名又不说。我听了一下子坐在凳子上，心想该不是组织上派来找我的人吧？竹栖的信上只有两句话：“速来绵阳，有要事相商。”日期却落在半年之前。我一看，就知道他的事情有了着落。虽然时间过了这么久，可是我还是决定去。我知道竹栖是通了天的，他那里有组织关系，随便做点什么，都比在这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好。
半个月后，一青来了，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一直闷闷不乐的宁君一见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拉着他摆不完的龙门阵。晚上，亚彬挨着我，坐在油灯下，听他姐姐津津有味地说孩子剧团的那些小伙伴们。宁君说她们刚去的时候，到川北去演出，有一次几个女孩子坐在一家茶馆里，被好心的老板娘叫了进去，说：“你们这样舒舒气气的姑娘，怎么都穿草鞋呀？将来怎么好打发哟？”几个女孩子笑得前仰后合的，说不好打发，我们就自己打发我们自己嘛。谁知出来，男孩子们一个个都不理她们，后来一个姓严的男孩子就在小组会上提意见，说她们不去向婆婆大嫂宣传抗日救国，反而谈怎么打发自己，真是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