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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一个茶馆里，顿时鸦雀无声。突然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说：“王大爷来了。”说话间只见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者，手里端着支十八学士的白铜水烟袋，由人簇拥而来。一进茶馆就问：“哪位是万州来的陈三爷？”
我站着没动，说：“我就是。”
那老者一惊，忙说：“我得信迟了，有失远迎。不知陈三爷远道来此，有何见教？”
我说：“不敢打搅，若是方便，想请贵码头的弟兄们送我一程。”
那王大爷听了，手一挥说：“老五，派三个人、两支枪，把陈三爷送到简州城里！还有你老三，快去打乘滑竿。都是袍哥中的弟兄，哪有到了我这里还走不了路的道理？”那位肖五爷有点尴尬地走了。王大爷瞪了他的背影一眼，说：“陈三爷，您难得来一趟，请到寒舍坐坐，用了饭再上路。”我还了个礼，说：“实在是事务在身，不敢久留。王大爷要是有话，就请在此说明了，但凡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他将我拉到一边说：“三爷，您别见怪，我的人怠慢了您，我自有处罚。下个月，我还有点生意上的事情要到万县去办，还请您……”
我说：“王大爷，这点小事请尽管放心，我姓陈的虽是一介女流，规矩还是懂的，我这就给我们陈吉庆陈大哥修书一封。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袍哥中像肖五爷这样的人，不多。”
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总怀疑是那位姓肖的和乐至的赵永林有什么勾结，要不是后来的这位王大爷有求于我，事情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赵永林好几件事情都败在了我的手里，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可是又不服气，就放出风来，说这陈联诗是个女的，可是那么多工人都听她的，一定有问题。于是县城里一时又满城风雨，有人将我上次从乡长手里夺枪的细节编得活灵活现的，说我当时双手一扬，就叭叭两枪搁倒了两个，那些地痞才不敢上来的；看她平时那不睬祸事的样子，莫不是在哪里犯了案的女响马？还有的人说不像，哪有像她那样的响马，经常给工人讲抗日救亡什么的，又对工人那么好。工钱高不说，看她手下的那些工人，一不赌，二不嫖，三不偷鸡摸狗，四不打老婆，还敢齐着一条心来抗丁，我看哪，恐怕有点像共产党。
谣言越传越多，后来发展到有人晚上盯我的梢，还有人悄悄在工人中收集我的言行材料。我看事情不好，就去到绵阳找竹栖商量。竹栖想了半天，说：“反正这军粮运得也快差不多了，你就交给另外的人吧，尽快撤到成都去。”
就这样，我当了两年的船老板之后，又当了两年的板车老板，然后去了成都。
春江水暖
我拿着地址，找到了成都纯化街七十八号。
一个老佣人来开门，一听我说了姓名，连忙说：“原来是陈三姨妈，先生太太老念着你，怎么现在才来。”说着就领着我往里面走。
这里原是川军的一个师长廖海涛的房子，廖师长住重庆，这房子空着，就让给雷青成和杨敏言一家住着，曾三姐也在这里。我跟着老佣人进了二门，迎面就是一个好大的花园。正是春夏之交，园里花褪残红，绿叶成阴，几个孩子正围着那些桃树李树，在数藏在绿叶下面的青果子；回头一下子认出了我，全都扑了上来，陈三姨妈陈三姨妈地喊成了一片。曾三姐和敏言听见了喊声，连忙迎了出来，大人孩子一大群，拥着我进了屋。
我们在客厅里的一大排沙发上坐定，早有老妈子捧上香茶，我喝了一口放下，这才开始打量这房子。这是一幢大宅子，门前宽敞的房檐下，一排合抱粗的红漆大柱子；房子四面的半圆拱窗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我推开一扇窗户，窗外又是一个花园，月季、牡丹衬着满园春色，开得妖妖娆娆；远处一个精精致致的八角亭里，一个老花工正在打扫残叶。我指着八角亭边上一座平房问：“那房子那么堂皇，是做什么的？”
敏言一笑说：“是小舞厅，星期天有客人来，除了我们这样打牌的老古董，还有些爱摩登的，就在那里跳跳舞。”曾三姐一扁嘴说：“玉屏，你还没看见，后边还有一个洗澡的大池子呢，男男女女脱得二光二光的，大热天跳进那池子里去洗澡，真是不成样子。”
敏言的几个儿女一听，笑得直不起腰来。都说我们三姨妈晓得啥子嘛，人家那是游泳池，再热的天气也不准我们去游泳，真是老封建。
大家笑了一阵，才开始拉家常，说了些别后的情况，她们便问起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没办法咯，日本人占了上海，我呆不住了，就回来。先是在渠河上驾了两年的船，后来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太厉害，就跑到绵阳当了一阵子板车老板，运军粮。现在军粮也运完了，只好又回这里来，向我侄女儿的婆婆娘，讨口饭吃。”
曾三姐一听，往我背上一拍巴掌说：“这个背时鬼，只晓得说这些怪话，只要老老实实呆在我这里，还少得了你的一口饭吃？人家青成，现在红得很，听说你们两派冤家现在又合起来对付日本人了，你还躲着我们干什么？”敏言笑着，一边喊：“陈妈！快给陈三姨妈把右边的那间大房间收拾出来，她不走了，要在这里长住！”
于是我就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宅子里住了下来。不久，宁君在艺专里言行过于激进，被班上一个三青团的学生告发，连夜翻窗子逃了出来，学也上不成了；再后来，一青父子俩暴露了，也来到了成都。在组织的安排下，由当时成都市长陈离的秘书长刘弄潮①帮忙，在成都中山公园找到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
此时的成都，空气还宽松。市长陈离是一个倾向进步的川军军人，身边又有像刘弄潮这样的人士做参谋，抗日空气颇为活跃。不久，由我们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团体中华戏剧社来蓉，竹栖出面担任了前台主任，将剧社安排在春熙路的“三益公”园子里，每日由秦怡、张逸生、金淑之等著名演员出演《天国春秋》、《孔雀胆》、《上海屋檐下》、《雷雨》、《日出》、《桃花扇》等进步戏剧，一时轰动了整个成都。宁君毕竟进过几天孩子剧团，一听说就成天扭着竹栖闹；竹栖哪有不管的道理，给中华戏剧社的社长应云卫一说，就让宁君进去当了个演员。
时局稍稍安定了，我就和竹栖商量，给两个孩子把婚事办了。本来我们都是不大讲究的人，可是竹栖心疼宁君，觉得这孩子正值青春年华，爱俏，又在演艺界和大明星们一起抛头露面的，再说又是我和玉璧唯一的女儿，即使不请客送礼大操大办，也不能过于草率。于是就不知道在哪里去找了一笔钱，给她打了一串金项链，又买了几样首饰，让他们到当时很有点名气的小天竺皇后照像馆照了一张结婚照。下来竹栖还请德高望重的张表方先生在一幅红绸斗方上写了几句祝福勉励的话，裱好贴在喜堂里，婚礼办得也算有点新意。
婚后不久，宁君就有了身孕。这时竹栖和一青又奉命去了离成都不远的彭县，宁君也跟了去。临走时，竹栖对我说：“诗姐，你身体不好，这几年又过于劳累，就在这里好好享几天福吧，千万不要东奔西走的，有事我自然会通知你。”我点点头说：“也好，我就暂时‘寄人篱下’，听你的调遣。”
儿子在绵阳安安稳稳地读书，女儿又嫁了，我也算了却了一件心事，住在敏言家，每日里银耳燕窝地吃着。她们知道我向来不爱打牌，闲下来不是陪我在花园里画画，就陪着我去剧院看戏，这样养尊处优的日子没过多久，身体也就大大复元了。只是竹栖老是没消息，我心里日渐烦闷，一有空就坐在花园的八角亭里，东想西想的。曾三姐见我有心思，也到八角亭里来乘凉，说：“玉屏啊，我们都是居孀守寡的人，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你飘泊半生，也苦了半生，又不是像我们这样没见识的女人，该有个长久打算了，找个事做吧。”说这话没两天，青成过来找我，问：“屏姐，你想不想当官呀？”
我说：“我这个人，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没那么好的命。”
青成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不是没好命，就是太能干，没听说这女儿生成男儿命，一生一世不清静？现在国共都合作了，大家一起抗日，好多当年的共产党人都不那么认真，政府里也容得下那些脚踩两只船的，我给你找个事做做怎么样？你爱跑，就到省党部里去做个视察专员，高兴就下去走走，不高兴呢就在成都随便做点什么，每月里月薪五百元。还可以给你找一个独院儿，专门配一部私包车，车夫和厨子的费用都由公家承担。如果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我再去给你争取。”
我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不是挥霍民脂民膏吗？怪不得你们国民党的官都要挨老百姓的骂。”
青成说：“屏姐，当官的也不都是坏人，有了机会，就做好事，一时做不了好事，也不去做坏事，这也算是做人的一种方式吧？听说你当年，也曾去县训班考过县长，而且中了全省惟一的一名女县令？”
我说：“那是有人和我打赌！进去一看那些题算得了什么，考上了也没当回事，自古以来官场黑暗，我避之还来不及，哪有自投罗网的道理。”
青成说：“屏姐，你这话过激了。我也晓得国民党不得人心，可是常言道，时候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