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时俊说，组织上已经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党龄由入党时算起；还说玉璧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就是烈士子女，组织上决定把宁君和亚彬，送到延安去，到烈属子弟学校去读书。
宁君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喊着：“妈妈你快把弟弟叫来，要不然……”我看着老饶，说：“我呢？这么多年来，我可是做梦都想去延安。当时车耀先同志就给我留过话，说是如果从上海走不了，就从延安去苏联。还有我们在大竹后山的那一批同志呢？是不是也把他们拉到延安去？和中央的部队在一起，不然老是这样孤单单的。”
饶时俊一听，神秘地笑了笑，说：“老大姐呀，让宁君和亚彬先走吧，你和一青可是不能走的。这两天，国民党已经正式对我们的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扬言三到六个月要消灭我军主力，看样子，这仗是要打大咯。重庆是国民党最后的老窝，重要得很，何况华蓥山离重庆又这么近，现在中央还要派人进四川搞武装斗争呢，像你这样的大能人，和大竹后山的这些同志，怎么走得？”
于是说好让宁君等着，最多不过九月初，就可以随八路军办事处的飞机，一起到延安。他笑着说：“老大姐，把两个孩子交给我，您不会不放心吧？一青呢，小夫小妻的，也只有暂别一时咯！没关系的，在我们延安，这样的夫妻多，一旦我们的大反攻开始，你们就会见面。那时候，宁君可不要骄傲哟！”
可是没多久，老饶就匆匆来说：“国民党现在公开打内战了，对我们的人迫害得很厉害。一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要先期离开重庆，飞机挤得很，宁君他们就缓一步吧。我也得先走一步，最多不过十二月初就会回来。老大姐你等我回来之后，再重新安排工作。”
老饶临走时，让我画了一张华蓥山的地形图，还拟了一张牺牲了的同志们的名单，说是要带到中央去汇报；看我身体不大好，还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
我说：“老饶，你还有这手艺？”旁边陈于彤说：“诗姐，你别大惊小怪的，人家老饶，是华西医大的高才生呢。”我看他虽然谈笑风生，可脸色却不大好，就说：“老饶，你也要保重啊，我们华蓥山的同志们，可是都盼着你的哦！”老饶笑笑说没关系，说着就和于彤一起走了。这一走，就没有了音信。直到腊月底，我们才听说他到延安之后，病就加重了，不久就病逝在延安。
我拿着老饶给我开的那张药单子，心里说：“老饶啊，你这人，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
老饶病逝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派兵包围了《新华日报》，我们的同志被全部押上飞机回了延安；接着就是物价飞涨，重庆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在游行，搞得轰轰烈烈。一天，和我联系的袁尊一同志①给我带来一个叫木果的同志。这人三十来岁，湖南口音，头上戴了顶博士帽，清清瘦瘦一介书生模样，一双浓眉下深陷的眼睛，显得有些冷峻。不久我就知道，这位化名叫木果的同志，就是当时任命的重庆市委书记、后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②。
王璞同志告诉我，说他要到上川东一带去清理组织，要找我了解一下华蓥地区这些年的情况。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下午，我说得多，王璞只是听，然后我们一起把情况作了个大致的分析。最后老王说：“现在罗广文在华蓥地区‘清剿’的队伍都撤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将很快展开。老大姐你这就回去等着，这个月二十号左右，有个姓刘的同志会来找你。”
按照王璞同志的安排，我即日起身回岳池。这时天气已经热了，衣服穿得少，路上敌人的卡子密得很，我拿着一些老王交给我的《挺进报》，想了半天才决定把它们绑在腿上。我打扮成一个农村妇女，赶一截船又走一截路，走一节路又赶一节船。那些《挺进报》绑在腿上，不敢走快了，天黑了才在合川界内一个叫大米溪的小镇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刚睡下，就有人来打门。没等我起来，两人就闯了进来，枪一横就喊：“检查！什么人？”
我腿上有文件，没敢脱衣服。不等他们动手，就自己站起来说：“查什么？人人有六亲，个个有姐妹，要查，叫个女的来。”
一个兵听了，把枪一收说：“嘿，你这老太婆，嘴还硬呢！”接着就凶煞煞地问是哪个乡的人、到哪里去、你们的保长乡长是哪个……我心里在想，别看你的嗓门高，你走过几多地方？就胡乱编了一套。那几个兵见我对答如流，又是不惊不诧的，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瞪了我一眼，走了。立即就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喊：“给我绑起来！还有那个！把那个也给我绑了！带走……”接着就是一群人强拖硬拉地出去了。不一会儿，后面河边上有人在喊救命，再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这是被他们沉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有那些被他们怀疑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被沉了河的。明天，这两个人，也会成为渠河里时常漂着的那些无名尸，亲人中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看来住在这里太危险，说不定一会儿检查的士兵还要来。我想了想，就跑到楼上老板娘的房间里说：“老板娘啊，你这房前房后，是不是有鬼啊？怎么到处都在乒乒乓乓的？”老板娘长叹一声说：“先生娘，哪里是什么鬼呀，都是……唉，不说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各人自己把嘴管紧。你先生娘要是害怕，就在我这屋里歇吧，这里哪天晚上，不来个四拨五拨人检查呀！”
我在老板娘的屋里整整坐了一夜，也听见整个旅馆里乱七八糟地闹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要走，还没出门，就被老板娘一把拉住说：“先生娘，走不得啊，现在街上到处都是岗哨，你一出去，他们就说你是走夜路的，问都不问就拉你到河边去……”
天亮了，我谢过老板娘上了路。没走多远，又是一处卡子；好容易骗过了，没多远又是。我仔细算了一下，就知道了这卡子是五里路要设一处，看来罗广文的大队伍虽然撤了，他们的关卡却更见紧了。我腿上绑着文件，走不快，太阳都要上顶了，在一个拐角上碰到昨天同住在一个旅馆里的两个客人，身边放着两挑空挑子坐在路边上哭。我走上去问：“你们怎么了？”
他们说：“我们的货，被他们抢了。”
我问：“他们是谁呀？”
一个说：“还能有谁？那些兵嘛。我们买的那些红糖和海味，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他们硬说我们没上税，都没收了。再要说什么，就要说你是异党分子。”
另一个看看左右说：“先生娘，现在只要说你是异党分子，你就没得活路。你晓得昨晚上拉那两个年轻人沉河，是为了什么吗？因为他们都留了头发！他们说的，现在只有学生才留头发，学生都是异党分子，都是共产党！你看看，这一路上的男人，哪个不是把头都剃得光光的？这世道，还有什么活头？”
我听了，心里一沉，正要说什么，几个兵就过来了。一见我就说：“老太婆，你干什么的？”
我说：“过路的，回广安。”
一个兵歪着脖子看看我：“你是广安人？是从重庆回来？你到重庆去做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做什么？去看我的儿子。”一边说就一边要走。
那个兵上前一步把我拦住说：“老太婆，你忙什么？你看我们都不忙，问清楚再走嘛。”
我一看他们没完没了的，就干脆在路边的石梯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手里的旅行袋一甩手丢过去说：“你们问吧，我不走了。”
其中的一个兵见我不惊不诧的，就怪眉怪眼地走上来说：“你这老太婆，啥子脾气这么大啊！你晓得现在是什么时候！问你几句都问不得了吗？我还要摸呢。”说着就伸手往我腰间摸了一把。
这一下可把我惹冒火了，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有娘生无娘教的小畜生，你干什么？你敢来欺侮我？告诉你，我的儿子比你歪得多，还得任我打任我骂的，你算个什么东西？！”
旁边的几个兵听我这样一说，就晓得遇到了歪人，连忙上来劝架。我哪里肯罢休，在路边指着他的鼻子骂个不停，一个兵好容易把我拉到路边坐下，说：“老太婆，我们是公务在身，不得不问的，你老人家有话就好生说，你那儿子，到底是干啥子的？”
我说：“干啥子的？那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指望他能干成啥子大事？重庆宪兵队里混，一个中队长，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在重庆城里硬是歪得很……”
那几个兵听了，连忙说：“唉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嘛，一家人一家人。老人家，你走好，要不要我们送你一程？”我没好气地瞪了他几个一眼：“都给我滚开些！看到你们这些丧门星，我就一肚子的气。”
等我走回家里，两条大腿都被《挺进报》磨烂了，好几天都走不得路。好在也不敢走动，就在家里等着。果然五天之后，天刚擦黑，就有人问着上门来了。我连忙迎进屋里说：“刘大哥，你们来了。”一个大个子却笑着说：“不敢不敢，叫我老刘吧。”
又是一位老刘。我不禁仔细打量着这位叫刘石泉的人：三十出头，方脸，壮壮实实的身体，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乐呵呵一脸的和气。不知怎么的，我不由得又想起当年的刘铁和老刘政委。
和刘石泉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胖胖的，脚有点跛，头发都有些花白了，手里拿着个罗盘，又穿了件长衫，像个地道的风水先生。刘石泉说：“老大姐呀，这位姓曾，叫曾霖①，从延安来的，老军事呢，身上还留着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好多弹片，是我们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接着又介绍另一个。那人年轻轻的，个子不高，听老刘说，他是个教书的，可是长得黑黑的，完全像个农民。老刘给我介绍说，他叫张伦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