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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这一席话，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这才是我们从《挺进报》失事到起义失败，许多教训中最根本的教训。梅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才说：“邓大哥，那些叛徒害了我们这么多的人，难道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算了？听说他们还在重庆城里满街转，带着敌人抓我们的人呢。”
我们大家都不开腔了。从《挺进报》失事开始到现在，我们内部出了许多叛徒。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为了从事家乡的武装斗争，连延安也没去，却被叛徒冉益智出卖，很快就被关进了渣滓洞。
一青想了想说：“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已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民党特务的上校和中校专员。听说这两个寡廉鲜耻的东西，正得意忘形，争着向敌人出卖我们的同志以邀功，还时常带着特务到城里基督教青年会一带逛呢。现在那些叛徒们，都和特务勾结起来，对我们的威胁也太大了。若是不除掉这两个坏东西，只怕日后给那些长反骨的人长威风。”照明沉吟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想办法从山上调两个枪法好的同志下来，伺机除掉他们。”可惜这两只狗后来再也没露面，我们的这个计划没实现。照明临走前说：“老大姐，你们这个家庭支部，今后就由友凡和上面联系，也算是家里多了一个成员吧。”
我说：“友凡啊，这下子你就成了我们的领导咯。”友凡一听忙说：“诗伯啊，你别拿我开玩笑了。现在重庆的同志们，哪个不晓得你们这四个老大姐。饶国模饶大姐算一个，把自己红岩村的房子都献出来，给我们做了八路军办事处，全不把蒋介石当回事；还有呢，付淑华付大姐，跟着董必武董老血雨腥风地工作这么多年，从来都没说过半个不字；还有金永华金大姐，卖掉了她的家产，把那些金条子都拿给我们干革命了；另外就是你诗伯，陈联诗，陈大姐！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当年华蓥山上的双枪陈三姐，现在的双枪老太婆！我哪里敢给你当领导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照明走了之后，我们就加紧了行动。一青说，按当初和小杜约好的时间，他早就该回来了，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情，我还是上去看看吧。正说着，小杜回来了，一见面就对一青说：“秦鼎恐怕靠不住。他把我们同志们凑来做经费的一船米钱骗到手，一个人在沙坪坝汉渝路上租了一间房子，还拉了个妓女当临时老婆，成天花天酒地地大吃大喝，怕是要出问题。”
一青问：“你上去清理组织的情况，他都知道了？”小杜点点头：“许多同志听说我回去了，都跑来和我联络。我们一共集合了十多个打过仗的人，加上六支步枪和十多支手枪，还有一挺轻机枪，组成了一个小武工队。当时秦鼎也来了，还带了两个人和一挺轻机枪。我原来只听说他虽然是才改造过来的土匪，但打仗很勇敢，他哥秦耀还和张蜀俊他们一起在山上打游击，表现很不错的，就和他接上了。我们一起商量了很多事情，他也知道我下来是要找你们，接受下一步指示，他要是变了，许多事情会很麻烦。”一青看看我，我毅然说：“这个人不能留在我们的组织里，要切断联系。上面凡是他知道的同志，都要尽量通知到。”
可是我们还是迟了一步。秦鼎被我们切断关系之后，没钱了，就跑回合川到处去骗。途中被敌人逮捕、叛变，咬出我们的八十多位同志。而他的哥哥秦耀，被捕后英勇不屈，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大坪。
不久，我们在歌乐山的住地，搬来了一个国民党的退休师长，除了他那妖艳的太太和一群到处乱窜的孩子，还带着勤务兵。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决定搬家，搬到南岸的小石坝。
临走之前，我在山顶上站了很久。几天前，刘石泉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人带出了信来，我们才知道他果然关在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里。石泉只在纸条上写了简单的几个字：“事情很清楚，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你们好……”
中美合作所，就在这歌乐山下。如果从磁器口经杨公桥上山，就会从那片原来是田野的地方路过。自从四十年代初成为所谓的中美技术合作所并开始关押犯人以来，那一大片地方就被划成了“禁区”。上歌乐山的路也改了，改成现在由小龙坎经红槽房这边走，不管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一旦走上了老路，就会以“刺探”罪把你抓进去。就因为这个原因，一青他们死活不让我去那边，我说哪怕是去看看或者探听一点点消息也好。我也知道，这是国民党和美国人合办的秘密监狱，比不得当年我坐过的任何一个监狱，光靠我一个人去走走或者看看，除了徒添些危险之外，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可是那里面，关的不只是石泉，还有梅侠的丈夫陈作仪，那个瘦瘦的满身朝气的年轻人；有第二次起义时就和我和玉璧在一起的丁鹏武；还有从我们岳池、合川、从我们华蓥山地区押来的七十多位同志……哦，还有老肖，当年在万县和我一起的那个“保安司令”肖中鼎。就在石泉带信出来的同时，渣滓洞的同志们还带出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来，也附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被关在这里面的人，常常被特务们半夜拖出去，用无声手枪杀害后投入硝镪水中，化掉尸体。他们在这世界上，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留下。我们知道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可是也知道自己是出不来的，惟一的希望，是让组织上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即使被杀害，被化掉了尸体，也要留下一个名字……”
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妻小，也有兄弟姐妹和朋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他们留恋的东西。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魔窟里，生命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美丽，也更脆弱，脆弱得随时都可能化作一阵轻风，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当这一切都将发生在他们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已经出现了曙光，而他们却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残酷。更何况这一切都完全是为了别人，为了许多根本不认识他们，甚至不以他们为然的人们。自古以来，“水往低处流，人往利边行”，这似乎已经成了人的本性。可是中国也有另一句古话，叫做“顺之者为民，逆之者为仙”，能够逆这本性而行的人，中国人叫做圣贤之人，西方人称之为“殉道者”。他们的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对于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古今中外，这类人物都被罩上一层光环，受到崇拜。许多年以后，人们也歌颂我的这些同志，说他们是如何伟大，如何高尚。可是在他们自己心中，高尚的只是全心全意追求的那个理想。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悔恨，只是希望死后能让组织上知道他们的名字。
现在，他们都还活着，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应该和我们一起，走进那曙光之后的黎明，只是……唉，当年同志们为了救玉璧，想了多少办法；可是现在，我就在他们身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紧急营救
时间过得很快，一九四九年的五月来了。此时蒋介石宣布“隐退”，到处散布“和谈”的阴谋已经失败，国民党在全国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连南京也失守了。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变得有如惊弓之鸟，纷纷暗中为自己另谋出路。重庆街头到处都是从全国各地战场上退下来的散兵和军官们，把精神堡垒①一带的赌场妓院，围得乱哄哄的，热闹非凡。这时候，照明和中央的关系接上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受到了肯定。不久他和友凡都奉党组织的命令，到香港接受新任务去了。我们“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也从原来的武装斗争转到了“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重点上来，特别提到要防止敌人逃跑时大破坏。从云阳、奉节起义中退下来的蒋仁风②同志和我们这个家庭支部一起，全力投入了策动国民党上层人物反正的工作。
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策反对象。一青歪戴帽子斜穿衣，胸口上别着个从荒货摊上买来的国民党公安局市政府之类的牌牌，常常只在上衣口袋里露出个什么本本的一只角，坐车坐船从来都不买票，装得比特务还要特务；成天就在精神堡垒附近的夫子池、艺术馆里游逛。馆里的总务主任，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吴昌文①。他的大姐，又和当时重庆市长的秘书成了干亲家。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在这个特务、兵痞们密集的地方，把馆里的炊事员、采购员、事务员都换成了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人，而且都拿到了重庆街头特务们随时都要抽查的身份证，还为黄友凡等几位去香港学习的同志买到了飞机票。到后来，连我们许多重要的文件都在这里印刷，一青和亚彬常常在这里的一间房子里干到天亮。而这间房子的隔壁，就住着一个特务。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宁君和我一起，经常要到离艺术馆不远的合众舞厅露面。这个舞厅的经理叫蒋林隐，是我岳池老家的一个亲戚，也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社员。此时他也利用他当什么大官儿的弟弟，开了这家舞厅，还当上了重庆“红帮”的舵把子，在重庆城里呼风唤雨的。歌舞升平的舞厅里，集合着各色各样的上层人物，其中包括蒋林隐的拜把弟兄、国民党国防部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而他的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