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一跌脚说：“这个希一，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一青说：“诗伯，不行啊，希一他太打眼，他在国民党内部做特工的时候，就多次被发现过，这次是改名换姓。都这么久了，心想该不会出事了吧，偏偏又被查出来了。他这一走，我们的暗线怕也保不住了。”
果然，不久杜文举悄悄出来，说他在训练班的黑板上新发现了一个特务的名字，认识他，问我们怎么办。一青问：“这个特务现在在哪里？”
他说：“看样子很快就要来上班了，都叫我给他打扫房间了。”
一青听了，叹了口气说：“撤吧，你和张平和，都赶快撤出来。”
这两处的人一撤，我们埋在敌人心脏里的内应就没有了，武装劫狱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保证。
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解放大军兵分两路，向大西南进军。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慌了，连忙从重庆飞往台湾，和先去一步的蒋介石密商对付“西南危局”的办法。接着，蒋介石和特务头子毛人凤又匆匆地从台湾飞回了重庆，时局越是紧张起来。歌乐山的夜晚，不断传来枪声，内部有消息说，敌人的屠杀已经分批开始。
家庭支部会上，大家把那些策反对象一个个地重新分析，结果却都是两个字：不行。
我不甘心，对大家说：“再想想，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宁君听了说：“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关系，就……哎呀，对了，超姨妈，超姨妈那里，也许有办法。”
我听了，眼睛一亮。
宁君说的这个超姨妈，叫段成超，是我的死对头段贡武的妹子。我从绵阳回岳池的时候，她还是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看不惯她哥那仗势欺人的样子，成天围着我转来转去的叫三姐，要跟着我干这样干那样的，结果却被她哥哥一顿好打，还关在家里不准出来。成超一气之下，就跑到了重庆，后来嫁给了一个叫袁建的人。不久前，宁君在街上碰见他俩，知道这个袁姨爹现在是中国新闻社的社长，和好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他还给了宁君一个记者证，说干什么方便些。
只是这个袁建的面目，还不是很清楚，得先去试探一下。宁君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宁君回来，高兴得满脸放红光：“一听我摆形势，袁姨爹就唉声叹气的，说现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上上下下都惶恐得不得了。大人物们表面喊得震天动地的要死保重庆，实际上早就作好了准备跑台湾；次一点的知道自己去不了台湾，就准备跑成都；再次一点的哪里也去不了，又不愿意跟着死硬派们去打什么‘游击’，就找门子找钱，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见他说得差不多了，就说有要紧的事要找他想个办法。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说想找个可靠点的关系，去渣滓洞‘买’两个人出来。他一听，就紧张，直问我是两个什么人。我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去管别人？还不是自己的亲戚，冤冤枉枉被抓进去的。我还说你是我的姨爹，我的亲戚不也是你的亲戚？像你这么有本事的人都不管，谁还管得了啊？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你真的就眼睁睁地见死不救啊？……”宁君很得意地说：“袁姨爹听出了我话中有话，就说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得让他先去探探口风，过几天给我回话。”我们大家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有仁风说：“这几天宁君进城出城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带尾巴。”
过了两天，宁君又去了一趟，回来说袁建回话了，那边的人说可以，要价是一个人一根金条。
我再问她：“你袁姨爹到底托的什么人？”
宁君说：“他也没说清楚，只听说是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一个姓张的军事法官，去托一个大人物。”
这下子我们可着急了。有了希望，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根金条，就是十两黄金啊，上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钱？我站起来说：“还是我去一趟吧，我去给他们讲价钱，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敲诈啊？”
仁风一听，连忙拦住我说：“老大姐，这事很危险，我们已经暴露了一个人了，不能都陷进去，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没法向组织上交代。这样吧，我们现在要赶快动员大家想办法，找钱救人，能救出一个是一个，不然就晚了。现在，宁君恐怕要去扭着你那个袁姨爹，让他去跟那边的特务讲形势，讲价钱。”
宁君听了，一个劲地点头，一脸兴奋的样子，把她的戒指和胸前的鸡心项链摘了下来，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妈妈，这是林伯伯给我打的，眼看都要解放了，我们什么都会有的，先救人要紧。我晓得我们现在一时要找这么多的钱，很困难。”
我看着些首饰，这是当年竹栖为她打的。竹栖说这孩子爱俏，又是我和玉璧惟一的女儿，婚事不能办得过于草率。
梅侠转身进去，一个劲地掏箱底，可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连她和作仪惟一的纪念品——结婚戒指，也在生孩子的时候托人卖了。我们大家也都忙着浑身上下地搜钱，什么纸币铜元都拿出来了。仁风看着桌子上这乱七八糟的一堆，只是摇头。
于是我们都进城去，发动了所有的关系找钱。蒋林隐那里，已经有特务注意了，不能去；一青只好去吴昌文那里，找我们的几位同志凑。那个在“九·二”火灾中被昌文救出来的谢彬和一个女同志，取下了她们的金戒指和金项链，几个男同志卖衣服当家什凑上了二三十块银元；我找遍了城里的亲戚姐妹们，拿来了她们的一对金耳环和八十块银元的私房。
袁建那边已经来了消息，说他不断提着礼物去讲价，先是降到五两金子一个人，以后又降到三两一个人，到最后讲成了一两金子一个人。宁君回来说：“那边不肯下价了，叫快点拿钱去，不然就没办法了。”
眼看时间这么紧，我们只得作出决定：先救出石泉和作仪，以后再接着想办法。
我把仁风拉到一边说：“你再好好想想，救人的事情，这么复杂，这么重要，这么危险，宁君她年纪轻轻的没经验。她还是个孩子，她应付不了的，再说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对得起她爸爸……还是我去吧，啊？”
仁风沉默了。过了好一阵，还是摇头说：“不行，老大姐，这事你不能出面，连宁君，也要切断一切组织联系，做好最坏的准备。”
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宁君。仁风说得对，眼下这样复杂的敌情，敌人像发了疯一样地杀人，我们是得做最坏的打算。
我把宁君拉进了里屋，在床边上坐下，半天才说：“宁儿，你去吧，你爸爸当年被捕的时候，同志们想了好多的办法，打了好几仗，还牺牲了几个叔叔伯伯，他们一个个都是有本事的好人啊。现在又该我们去救人了，本来这事是该我去的，可是我晚了一步，让你担上了。这事，是妈妈没想好，妈妈晚了一步。”
宁君轻轻地为我擦去眼泪，说：“妈妈，没事的，真的没事。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其实我早就不是孩子了，你忘了我也是孩子的妈妈。你算算，我就打从孩子剧团开始，也算是多年的老地下了吧？跟着你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好多事情看也看会了嘛。”说完，还笑笑。
宁君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在南京的时候，她才几个月，就对着萧楚女咯咯地笑，乐得萧楚女举着她逗了好半天。家乡的人们都说这孩子像我年轻的时候，可是竹栖却说一定不像。诗姐你当姑娘的时候，再是激进，也不过是高墙深院里的一个小姐。你进过剧团？你开过民主生活会？你见过周恩来、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你像她这样大声地笑过唱过？你听听你女儿的笑声，多好听！成天这样躲躲藏藏流流浪浪地过日子，这孩子心里怎么就跟明镜一样，没有忧愁？……正想着，仁风在外面叫宁君，她哎了一声出去了。我连忙也跟着出去，听见仁风很严肃地说：“宁君，你这次的任务，可不比往常啊。不但要尽一切努力，把两个同志救出来，自己也得做最坏的打算，万一被捕，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我们会派人随时和你联系的。”
宁君不笑了，看看亚彬，看看一青，又看看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了一遍。我上前抱住她，轻轻地说：“宁儿，你小心啊，到了姨爹家，见事情有什么不对头，就要扭住你的超姨妈，叫她给你想办法，她是个敢说敢当的女人，她会替你想办法的。”
宁君要走了，我要送她到江边。仁风说这周围到处都是特务，不能把影子扯大了，就让她像往常一样，自己走吧。
都十一月了，风大，江边吹来的寒风高高扬起她的那件黄｜色的呢子大衣，和我才为她围上的鲜红的长围巾。眼看她就要走远了，我突然奔了出去，大喊了一声：“宁君——”一青一惊，连忙拦住了我。宁君却气喘喘地奔了回来，隔着一青说：“妈妈，你看我还有件事情忘了：现在回去的路上松了，你得想办法，去把冰华接回来。”
宁君走了。一青把我半拖着扶回了屋里。我抓住一青的手，哭着说：“一青啊，冰华的事情，我们到现在还瞒着她啊，她也是当妈妈的人，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对不起她的啊……”
一青两眼怔怔地看着门外，不说话，泪水叭叭地落在衣服上。
梅侠听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阵才说：“诗伯，冰华她怎么了？”
我哭着说：“梅侠啊，冰华她死了。我们走了之后，敌人听说我们家大人都跑了，还有个孩子在魏家沟，就派了兵到处去找。你二姨妈带着她，白天晚上都往苞谷林子里躲，冰华在野地里着了凉，就发烧，烧得嘴都起了泡。你二姨妈又不敢带她去看病，就到那罗木匠的坟上去抓了些土，又和了些香炉里的香灰兑水给她喝，生生地让这孩子烧成了肺炎，死在了你二姨妈的怀里。临死�